第一，因应郊区族裔结构多样化的发展，民主党将在大都市中吸引少数族裔的诸多选举策略复制到郊区。

一方面，以总统／国会议员候选人为核心，民主党在郊区倡导更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经济社会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住房和基础设施政策。

20世纪70年代前的郊区化进程之所以为白人所主导，关键原因在于郊区“单一家庭分区”住房政策——这对家庭资产相对较少的少数族裔严重不利。因此，支持实施更有利于少数族裔的于1968年颁布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 of 1968）进行有助于缓解政治极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民主党郊区化选举战略的核心内容。

从克林顿总统的福利政策到奥巴马总统的全民医疗，再到拜登总统的美国就业计划、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吸引共和党支持者、农村人、蓝领工人、郊区女性等郊区选民或中产阶级，已成为民主党吸引郊区选民的传统战略。例如，在2020年大选中，为赢得佐治亚州的郊区选票，拜登与两位参议员候选人总共投入好几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是对郊区而言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郊区选民动员。

另一方面，民主党加大了在郊区发展政党积极分子网络、建设专业组织、开展草根运动等努力。

由于其选区往往人口密集，民主党的基层选举策略历来强调与选民直接接触，鼓励政党积极分子与社区邻居直接接触，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从而拓展选民网络。郊区化选举战略启动后，这种基层草根运动模式也得以推广。

其中最为显著的发展是，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后不到一个月时，一场席卷全美的抵抗运动开始兴起，其代表是“不可分割”（Indivisible）网络。该网络以主要生活在郊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为主体，将几乎所有族裔都吸纳其中。该网络在高峰时期有超过6000个团体注册，实际运转团体也超过2000个，是茶党运动高峰时期实际运转团体数量的两倍以上。

“不可分割”网络不仅在2017年反对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努力中曾有所斩获，而且在帮助民主党赢得2018年中期选举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鉴于少数族裔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高度关注更为富裕的郊区选民。

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的大选失败不仅凸显了其对郊区的忽视，也凸显了随着新政联盟瓦解而来的竞选筹资困难。

在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筹集的总统竞选资金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筹资金的5倍；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这一差距更大，民主党为其候选众议员和参议员所筹集的竞选资金分别为280万美元和160万美元，而共和党筹集的这两笔资金则分别是2030万美元和2230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直到1981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在继续偿还1968年大选期间所欠的债务。

对竞选资金的追求使民主党将目光转向主要来自高档郊区且多从事高科技行业的雅达利民主党人（Atari Democrats）及强调通过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以及其他与金融行业关系紧密的利益集团；其结果是，民主党逐渐从传统的工人党转变为新贵富人党，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富裕郊区选民的竞选资助持续增长。例如，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及其竞选团队从居住在郊区的高薪华尔街选民手中筹集了7400余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特朗普仅筹得1800万美元——甚至低于2016年时的2000万美元。

第三，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缺乏持久的意识形态追求，更多的是短期选举策略，进而带有明显的“主流化”（going mainstream）特征。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尽管少数族裔持续迁往郊区，但白人始终占据绝对多数的客观事实使民主党仍必须将白人选民的关切放在首要位置。

其次，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新政联盟走向四分五裂，民主党不再拥有一致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各种团体的大混合：既有新政联盟的成分——主要关注劳工、经济和社会福利等；也有新左派的成分——主要关注非洲裔、拉丁裔、妇女、老年人等人群和性取向等社会和文化平等问题；还有南方民主党的残余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