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亚玲】

无论是2016年、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是2018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其结果都体现了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中关键选举的基本特征，即选民结构或投票联盟发生重大且急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未必持久。

这既触发了有关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已然启动的讨论，也凸显了当前政党重组的独特性，即对选举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的郊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郊区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但在随后的2018年中期选举中却对特朗普进行了惩罚。尽管郊区在2020年大选中仍然更支持民主党，但向共和党回摆的态势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地理因素从未主导过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在美国历史上的六大政党体系中，仅两个有较明显的地理特征，分别是新共和党与老民主党围绕奴隶制展开斗争的第三个政党体系（1852～1894年），以及由代表东北地区、工业力量的共和党与代表西部、南部及乡村和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围绕工业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展开争论的第四个政党体系（1896～1932年）——也被称作“1896年体系”。

换句话说，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尤其是政党重组的驱动力，从来都是议题性的。这样一来，郊区在当代美国选举政治中重要性的上升及其摇摆性，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是，美国政党重组的历史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态势如何？

本文以美国人口统计局长期性人口数据、冷战后尤其是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数据及官方文件、学术分析和新闻报道为基础，着眼于地理要素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回顾了冷战后地理要素特别是郊区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郊区竞选战略及其互动，并重点从学理上分析了在2016年以来的三场重要选举中郊区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显示的美国政党重组的态势。

本文认为，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在选举中重要性的凸显，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种族、经济、教育、文化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多重叠加，进而使单一议题难以持续主导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举策略发生变化，特别是两党在郊区的竞争从自发迈向自觉。

202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意味着两党将全面展开郊区竞争，地理要素特别是郊区对美国政党重组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检验。

被忽视的郊区：美国政党重组的地理维度

自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展现出明确的“城乡对立、郊区决定”的特点：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地理分界线正日益明显，越来越多富裕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工作者聚集在大城市，同时工人阶级持续迁往郊区甚至农村，使蓝色城市中心与红色边远地区之间的分裂或者说“城乡对立”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夹杂在蓝色城市中心与红色边远地区之间的广阔郊区，正日益成为两党选举竞争的焦点。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一项调查，城市选民中支持民主党的比率达到62%，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比率是31%，前者是后者的2倍；农村地区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占比54%，比支持民主党的选民（38%）高出16个百分点；而郊区则呈胶着状态，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占47%，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占45%。

郊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并凸显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地理作为所有政治事务的空间载体，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美国政党政治是否会朝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新阶段发展？郊区选举重要性的历史演变及其未来发展态势是什么？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必须对政党重组、郊区界定等做一简要讨论。

以美国政党发展史为基础，政党重组理论主要强调议题的重要性，对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的重要性欠缺关注。

政党重组理论于1995年被提出，在之后的30余年里基本遵循专长于政治过程、实证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家小V. O. 基（V. O. Key， Jr.）所奠定的自下而上模型。以主攻政党体系的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默·沙特施耐德（Elmer E. Schattschneider）和曾任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演讲稿撰写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的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桑德奎斯特（James L. Sundquist）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冲突位移（conflict displacement）或者说议题组合的变化是政党重组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地理空间更多是背景性的。

对自下而上模型的批评并未导致对地理要素的重视，而是转向强调精英角色，从而推动了自上而下模型的兴起，并主导了从冷战结束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党重组讨论。自上而下模型起初更多地强调政党精英通过建构政党“意识形态”塑造选民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其重点逐渐转向政策议题。该模型与自下而上模型的差异在于强调议题驱动者——如利益集团领导人、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家等精英——所扮演的角色。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发展，特别是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上升，种族／族裔多样化发展以及文化战争兴起，自下而上模型再度兴起，选民群体的角色被认为是政党重组的关键力量。

尽管议题始终被认为是政党重组的关键性驱动力，但仍有少数研究强调地理要素的影响。例如，佐治亚大学讲席教授查尔斯·布尔洛克三世（Charles S. Bullock， III）等曾对1944～2004年间美国政党重组的地区差异进行过全面的定量研究；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大卫·达莫法尔（David Darmofal）和伊利诺依大学教授彼得·纳都利（Peter F. Nardulli）则对城市、县级的政党重组进行了考察，从而将政党重组中的地理变量细化到地方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