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也部分地涉及城乡对立、郊区角色的讨论，然而，对政党重组中地理要素的研究仍存在严重不足。

如果说历史因素导致理论上对郊区的忽略，那么郊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阻碍了相关思考。迄今为止，连对“郊区”的界定都严重缺乏共识，主要的界定方法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可称作人口总量法，即依据不同县的人口总量进行分类。

这一方法的基础是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标准大都市区”界定方法。该方法区分了大都市统计区和小城市统计区：前者的人口总量在50万以上，后者的人口总量在10万～49.9万之间。以此为基础将美国所有的县区分为三类：中心县（central county）指主要人口生活在大都市或小城市中心的县；边远县（outlying county）指与中心县的通勤相当便利的县；核心统计区之外的县则是距离中心县较远且无便利通勤的县。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方法并不能提供区分城市、郊区及农村的准确标准。例如，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2010～2020年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10年：就县级单位而言，全美3143个县中有53%的县人口数量没有增长，而4/5的大都市区的县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大都市统计区的县人口增长了1%，而小城市统计区的县人口则减少了1%。

显然，这些信息并不能识别市中心、郊区等地理要素对选举的重要性的变化。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分类方法的模糊性，使具体的城乡、郊区划分仍由具体的政府部门负责，进而导致分类方法的多样化乃至相互冲突。

例如，自1993年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依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10年人口普查”数据，细化了管理与预算局的方法，以监控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

根据其最新的2013年版统计结果，全美所有县被划分为6类，即：大型中心城市（large central metro）——人口在100万以上且至少有25万居住在一个主要市区；大型外围城市（large fringe metro）——人口在100万以上但没有单一市区人口超过25万；中等城市（medium metro）——人口在25万～99.9万之间；小城市（small metro）——人口在25万以下的城市；微型城镇（micropolitan）——人口在10万～49.9万且分散居住的县；以及可被称作农村的非中心县（non-core）。

又如，美国农村部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将美国所有县分为９类，其主要标准是人口总量以及与大都市区的地理距离：大都市县被分为３类，以人口总量100万和25万为门槛划分；非大都市县被分为６类，其标准包括两个，一是以人口总量2万和2500人为门槛，二是看其是否毗邻大都市县。据此而来，农村部将1990余个县视作农村县，尽管整个美国存在不下10种对乡村的界定。

第二类可称作人口结构法，即依据不同县的人口密度（density）结构进行分类。

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是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的城市部门模型（City Sector Model）。其划分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形态，以城市住房建造年代为主要衡量标准，分为1945年前、1946～1979年以及1980年后三个时期；二是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2900人、1000人、250人为标准分出四种类型；三是出行特征，即汽车是不是主要交通工具。

由此将美国最大的50余个大都市区分为四个功能模块，即前汽车城市核心（Pre-Auto Urban Core）、早期汽车郊区（Auto Suburban: Earlier）、晚期汽车郊区（Auto Suburan: Later）、汽车远郊（Auto Exurban）（见表1）。根据这一方法，在53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地区，郊区人口高达85%以上，其中前汽车城市核心占14.3%，早期汽车郊区占40.8%，晚期汽车郊区占28.4%，汽车远郊占16.6%。

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郊区明显更快：在2010～2020年的人口增长中，前汽车城市核心仅占7.6%，晚期汽车郊区占49.1%，早期汽车郊区占23.8%，汽车远郊占19.5%。可以认为，人口结构方法可以更为精确地识别美国人口的分布及增长态势，从而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郊区的选举重要性。

美国彭博社采取与城市部门模型相似的方法，开发了城市实验室（CityLab）数据库，以考察地理因素对美国国会选举政治的影响。

城市实验室首先按人口密度将全美3100余个县大致分为最低、低、中、高等4类，分别占美国县总数的22.35%、28.24%、28.86%和20.55%。在此基础上，将美国435个国会众议院选区按其所涵盖的县的人口结构分为6类，从人口最为密集的市中心，到人口密集郊区（dense suburb）、城郊结合部（urban-suburban mix）、人口稀少郊区（sparse suburb）、农村郊区结合部（rural-suburb mix），及至人口最为稀少的纯农村选区（见表2）。这一方法使选区的内部结构得以显现，可更有效地观察地理因素对国会选区的重要性差异，但其对县的分类标准不够科学——按四等分法将县分为四类。

第三类可称作定性分类法，即更多地依据人口特征而非像前两类方法一样按人口数量进行分类。

定性分类法又包括宏观、微观两种方法。

宏观方法主要依据经济、人口、政治乃至文化等特征识别美国的超级地区，如美国人口统计局在进行人口普查时所划分的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4个地区；美国选举政治中近乎常识的红、蓝二分法；结合文化、种族与地理的多元美国方法，以及盖洛普民意调查使用的东西海岸联盟、心脏地带与新南方联盟、蓝领中西部三大超级地区分法等。

微观方法的典型代表是美利坚大学的美国社区研究项目（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它依据人口群体特征将美国3100多个县区分为15类。定性分类法并未直接提供从城市至乡村的光谱，但其人口群体特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能暗示其城乡属性（见表3）。

由上可以看出，有关郊区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导向：一是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人口学研究；二是聚焦县级单位的行政学研究；三是以大都市研究为基础的衍生性研究。尽管提供了城乡连续体（continum）视角，但人口总量法、人口结构法和定性分类法之间很难相互转换。因此，当前有关郊区对选举的重要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精确的。

尽管如此，郊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仍是明显上升的。从人口总量来看，美国100个最大的大都市区的郊区人口比率不断提高：1960年超过一半，达到56.6%；1970年达到60%；2000年超过70%；2020年接近90%。从郊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1940年仅占比13.4%；197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7.1%；2010年更是超过50%。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是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以上；2010～2020年，市中心县人口净减少270万，所有郊区县则净增长200万。

随着人口结构多样化，今天的郊区正变得日益复杂，推动诸多议题的空间统合，使地理因素上升为美国政党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并显示出打破议题政治的重大潜力。郊区对选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少数族裔人口占多数的少数—多数选区（majority-minority district）的数量增长与地理分布变化。

1992年，绝大多数的少数—多数选区来自中心城区，数量为45个；来自郊区和农村的分别为15个和5个。到2018年，随着美国整体人口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中心城区的少数—多数选区增长到了54个，但增长最多的仍是郊区，达到了49个，农村则保持不变。郊区少数—多数选区的增长主要集中于20个人口最为密集的大都市区。

这反映出少数族裔聚居在大都市区郊区的地理分布特征。以2019～2020年第116届国会为例，郊区少数—多数选区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大洛杉矶都市区，其他如纽约、圣乔斯／旧金山、迈阿密、亚特兰大、圣迭哥、华盛顿／巴尔的摩及奥兰多等，也至少有两个甚至更多个少数—多数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