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郊区竞争：冷战后的民主党郊区战略

作为重要的人口承载空间，事实上，郊区对于选举的重要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持续增长——尽管两党都未对此予以充分重视。两党的郊区认知都以“反应滞后”为基本特征。

对民主党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推动了“新政联盟”的出现，并为民主党带来了长期的选举优势。1933～1969年，共和党仅产生了艾森豪威尔一位总统。正是出于对历史优势的迷信，民主党并未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郊区化进程事实上使郊区成为共和党的坚实票仓，并进而导致民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失利。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郊区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和党忠实选民的迁移有关，“这是个正在移动的新美国，从南加州到里士满，从弗吉尼亚州到长岛的萨福克郡（Suffolk County），这一移民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其结果是，郊区白人选民的忠诚足以为共和党“锁定”白宫。1969～1992年，民主党仅产生了吉米·卡特一位总统。这使民主党人意识到，必须调整选举策略。

但与民主党人对“新政联盟”的迷信相似，共和党人也长期迷信其郊区优势并致力于“文化战争”，直到2018年和2020年选举失利后才开始真正重视郊区对于选举的重要性。1992～2020年，尽管共和党有两位总统执政三个任期，但真正赢得多数选票的只有2004年大选。从冷战结束到2016年，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郊区竞争在更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是民主党单方面的选举策略导致的结果。

郊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选举的重要性的上升，是民主党启动郊区化战略的基本动因。

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的郊区化进程，特别是郊区族裔多样化的发展，为民主党的郊区战略奠定了现实基础。

美国的郊区化发展在19世纪末进入汽车时代以后就已启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郊区化速度明显加快，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主要是更倾向于共和党的白人迁往郊区，因此民主党事实上难有明显作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少数族裔开始大规模迁往郊区，使民主党针对少数族裔的选举策略有了复制的可能。

1970年，居住在郊区的主要是白人——占白人总人口的约50%；其他各族裔的郊区人口占本族裔总人口的比率除亚裔外均低于30%，非洲裔甚至只有18%。到1980年，尽管白人仍占据郊区人口的多数，但其他少数族裔的郊区人口也迅速增长。到1990年，所有族裔的郊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30%。到2010年，所有族裔的郊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40%。

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白人郊区化的速度明显放缓，其他少数族裔的郊区化速度远超白人——尽管总体上呈放缓态势。例如，1970～1980年，白人的郊区化速度是14%；相比之下，非洲裔高达33.5%；拉丁裔为25%；即使是亚裔也达到17%。2000～2019年，拉丁裔的郊区人口增长了50.9%，亚裔和非洲裔均增长了19.6%，而白人仅增长4%。

另一方面，尽管少数族裔郊区化加速，但白人始终占据郊区人口的多数。

尽管白人在中心城区的人口优势明显下降，从1970年占城市人口的接近80%下降到2010年的49.8%，但白人在郊区的主体地位从未被动摇：1970年时，白人占据郊区人口的92.5%，尽管持续下降，到2010年时仍占据郊区人口的68.4%（见图1）。

根据另一项研究，以不同族裔2010年在农村、郊区和中心城区的居住分布情况来看，在1.97亿白人中，有25.66%居住在农村，53.71%居住在郊区，20.62%居住在中心城区；相比之下，非洲裔3770万人中有14.17%居住在农村，43.57%居住在郊区，42.27%居住在中心城区；拉丁裔和亚裔都是多数居住在中心城区，分别占比49.93%和51.81%，同时亚裔的郊区人口比率也是少数族裔中最高的。

经过对20世纪80年代选举失败的反思，民主党人日益认识到，即使在大都市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如果在郊区以两位数劣势输掉的话，也仍将输掉整个选举。这一认知推动民主党启动所谓的郊区战略，以争取更多的郊区选民——既包括白人选民，也包括其他少数族裔的选民。这种选举策略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