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论述

英国记者作家路西诺在题为《文明型国家不可阻挡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文明型国家”理念已经席卷“从中国到印度，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的欧亚大陆”，并“完全颠覆了20世纪下半叶西式自由民主自诩的大捷”。他引用笔者的话说：“中国学者张维为审视着衰落的西方，冷静地指出：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

确实，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也发现西方政治理论与制度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些谈话中显然流露出对“文明型国家”的羡慕，毕竟他面对的是小国林立、互相争吵、一体化前途堪忧的欧洲。

在2019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是经济强国，如一些人所述，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他们确实扰乱了我们的国际秩序，影响着经济秩序，重塑着政治秩序”。

马克龙接着说，“但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有一套我们欧洲人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马克龙要求法国承担起复兴欧洲文明的使命，他显然希望欧盟最终能成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但这谈何容易！

2019年11月5日，上海，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图源：视觉中国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蛮横地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即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们延续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传统，到处煽动“颜色革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动战争，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倒是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在1996年就指出，在充斥着种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上，西方强行推广西方文明的所谓“普世性”，必然会走向帝国主义。

其实，西方推崇的“分而治之”模式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造成身份政治、权利绝对化、社会分裂等深层危机，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破产：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之间、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反同性恋者之间、支持堕胎者与反对堕胎者之间、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退让，激烈对抗。

葡萄牙资深学者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çães）认为，我们要坦率地承认，我们正在衰落，我们那些强大的对手正是从我们曾经打造的自由主义普遍性神话中，追溯到我们失败的根源。他还指出，“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野心切割了西方尤其是欧洲，与自己的文化根源”，“西方社会为了一个所谓的普世模板牺牲了他们特定的文化”，以及“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再也找不到传统、习俗或对美好生活怀抱的愿景了”。

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从未停止过。西方自由派被不少中国人称为“白左”（baizuo），然而随着西方内部的移民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白左”对立的保守主义“白右”（baiyou）势力也在上升，他们的口号是“上帝、家庭、国家”等。“白左”与“白右”的矛盾变得日益恶化，实为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这种局面导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建设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的代表马克龙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样的思路。

当然，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存在，西方许多人对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金融时报》资深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就认为，“文明型国家”是文明例外论，抨击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

2019年3月4日，他在《金融时报》以《中国、印度与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发文，认为文明型国家天然具有排他性，放弃“民族国家”而选择“文明型国家”将会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文明内部的倾轧。

然而，西方围绕“文明型国家”争辩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明型国家”话语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引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困境的反思。克里斯托弗·科克认为，西方世界一直引以为傲的“普世价值”已经越来越可能化为一厢情愿的泡影，“西方已经没有资格为他国打造‘普世价值’了，甚至可能连为自己打造都做不到了”。

布鲁诺·马塞斯更是明确指出，“西方所追求的世界文明或普遍文明业已崩溃……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观’以前很少受到挑战，‘第三世界’几乎完全认同它们，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还指出，正是西方自由主义企图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割裂了西方——尤其是欧洲——与自己的文化根基，使西方社会陷入如今的僵局和窘境。

他十分担心欧洲向何处去：我们用牺牲自己文化传统的代价，为全世界创造了普世价值，而不是西方国家的价值，但其他国家显然不接受这些，难道我们自己还应该被这些价值束缚吗？英国学者阿德里安·帕布斯特（Adrian Pabst）则认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浅薄文化削弱了西方文明自身……自由主义提倡美化贪婪、性和暴力……摒弃了使西方文明成为文明的历史成就”。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今天放弃所谓“普世价值”，转而回到自己的“文明”，但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西方文明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认为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文明型国家”，亨廷顿当年预测的是同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与另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发生冲突，而没有预想到“一个现代国家等于一种文明”的“文明型国家”正在与西方世界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