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之邀，笔者参加了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自己当时刚刚校对完《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书稿清样，笔者为论坛提交的论文《“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也源于这部书稿。“文明型国家”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和发布，就是笔者给论坛提交的论文以及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

笔者于2010年11月7日在论坛上介绍自己的论文，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官网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同日转载）做了报道：“11月7日上午，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一分会，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作了题为《‘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的报告。

他认为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的大格局，也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

在中国模式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崛起必将深刻地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和世界的未来。”这应该是中国官方网站第一次公布“文明型国家”概念，笔者用英文撰写的论文摘要也一并在官方网站上被刊登出来，标题是：The China Model:A Civilizational State Perspective（Abstract）。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civilizational state”这个英文概念。

2010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以《真实中国需要多样呈现》为题也报道了这次论坛。但文章使用的仍然是西方汉学家常用的“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而非“文明型国家”概念。

文章是这样写的：“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也成为此次论坛的焦点，即使是‘中国通’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形成于中西方文化大规模的碰撞和激荡，是国际互动与竞争的产物，这是我看好中国模式的原因。张维为指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或者说是以中国模式崛起的，这是一个拥有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国家的崛起，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的。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国土、超悠久的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再加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构成了完全崭新的中国模式。”

从今天网上可以搜索到的信息来看，当时国内纸媒提及“文明型国家”的只有2010年11月8日出版的上海《新闻晨报》。2010年12月10日出版的《社会观察》杂志全文刊登了笔者的论文。

从2010年11月7日论坛的现场反应来看，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高度肯定了笔者的论述，他认为“百国之和”这个概念抓住了要害。但不少学者对笔者的观点都有保留。

一位学者说：“现在提中国模式还太早，无论是对西方学者还是对中国学者而言，这都是一个100年后才能够或者需要讨论的问题。”另一位学者说，“中国模式还没有真正经历过危机，万一经历危机恐怕就不行了”。

笔者问他：“那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这么多危机呢？”他私下与我争论：“什么中国模式？这么多中国人要移民。”笔者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出国就爱国，这是大概率的事情”。

另一位学者对笔者提出的“文明”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文化”与“文明”含义不同，例如德国人的“文明”恰恰是现代化的物质的东西，而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文明往往跟现代性和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

笔者做了解释：我使用的“文明”与四大文明古国中的“文明”一致，而不同文明下许多文化价值是可以共享的，但它们的优先顺序可能是不一样的。另一位学者认为，在中国模式争论的背后是中国发展从过去的“发展不足”到后来的“发展不当”，现在仍然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总之，当时的讨论热烈而坦诚，这是一场颇有意义的真正讨论。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于2011年1月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短短三个月内，几度断货，六次加印，一时洛阳纸贵，同时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也愈加激烈。

《中国震撼》。作者：张维为

当时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在思想界，《中国震撼》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话题更加火热，将所谓‘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模式派’的论争推向白热化。在美国生活近20年的北大教授陈平说，‘《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但亦有论者针锋相对地使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之PK，写出洋洋万言的长文批驳《中国震撼》。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锐乃至水火不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

“文明型国家”话语走向世界

笔者把“文明型国家”翻译成civilizational state是有原因的。如前所述，笔者不认同白鲁恂等西方主流汉学家诠释的“文明-国家”概念（civilization-state），认为需要一个新的英文概念来加以准确表述。当时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civilizational state。但在2010年，从可以查到的《新英汉大辞典》《牛津百科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来看，英国英语中似乎还没有“civilizational”这个词，只有civilized（本意为“开化的”），它的对应词是“野蛮的、愚昧的”，这显然不是笔者要表达的意思。

笔者想用的civilizational state,其对应词应该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即西方观念中的“现代国家”。而笔者定义下的“文明型国家”涉及的人口、疆土、传统、文化等都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都是“nation-state”难以容纳的。唯有civilizational才能更为准确地表达笔者的本意，而且重点必须落在state上，“文明型”只是修饰词。正因如此，尽管英国英文辞典里似乎还没有这个单词，笔者就这样用了，相信这个词的结构（civilization+词缀al）可以不言自明。

2011年2月4日，笔者应荷兰参议院的邀请，在古色古香的参议院大厅做了题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的主旨演讲，概述了笔者关于中国模式与文明型国家的观点。

笔者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欧洲人总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然而，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荷兰参议院议长范德林登（Rene van der Linden）主持了演讲，多位政要出席，我们进行了良好的互动。这个演讲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