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自1983年以来笔者几乎每年都实地走访、考察一些国家，至2006年7月终于完成了实地考察百国的心愿。笔者走的地方越多，研究越深入，越觉得西方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存有太多的问题，越觉得需要一种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整体把握，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

本着这样的认知，笔者开始结合自己的百国之行以中文撰写“思考中国三部曲”，提出：“一个民族要真正崛起，就需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种总体上的认知和把握，唯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目光远大、无惧风浪、国运昌盛。”

笔者还这样写道：“在一些涉及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上，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形成的比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为这样的比较和感悟也可以算是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认知和把握，故不揣肤浅，信笔直书，以求与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共同探讨这些环绕在心的问题。”与此同时，笔者也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表一些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

2006年11月2日，笔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之魅力》的评论文章。当时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在即，准备参加论坛的非洲领导人人数超过参加非盟首脑会议的领导人人数。笔者认为他们来中国参加这个论坛，不仅是为了推动贸易、投资和援助，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发展模式。

在走访百国后，笔者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并做了一个预测：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中国模式将会比美国模式更有吸引力。当时，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正方兴未艾。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唱衰中国模式在国内学术界和网络空间几乎占主流，笔者则认为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笔者于2008年出版了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的《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9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见到时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他高度肯定《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认同笔者的主要观点和叙述方法，希望笔者的下一本书由他来出版。笔者告知他，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基本构思是从一个5000年延续不断伟大文明复兴和超大型现代国家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估计半年左右可以完稿。

笔者最后于2010年4月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并花了不少时间构思书名，最后定名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笔者为“文明型国家”加了引号，表示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新概念，以期引起关注。笔者在书中阐述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特征、模式、制度安排、核心理念及政治话语等，指出，“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陈昕收到书稿初稿后十分高兴，提了一些修订意见，还专门写了一个出版方案，其中谈道：“这部著作提出了‘文明型国家’这一新概念，并把‘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作为全书分析和论述的主线。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 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无法形成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现代国家）。张维为通过研究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

陈昕提出，“张维为关于‘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及分析显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总结和理解这30 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成绩的深层原因，坚定我们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和信心”。

2010年5月26日，笔者在上海春秋研究院以“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为题阐述了自己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一些观点，指出，“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各个方面的体系，这所产生的影响使她可以成为不断产生新标准的源泉”。这个发言的部分内容刊登于2010年7月的《社会观察》杂志，这应该是“文明型国家”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纸媒上。

2010年5月27日，笔者在上海“文汇讲堂”以“世界发展中的中国模式”为题做了演讲。当时国内很多人不自信。在互动环节中，一位听众提出“中国模式肯定无法持续”。笔者说，一切在于比较。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模式最终被我们自己否定掉，那么中国将会出现天下大乱，但大乱之后中国人民还会重新站起来，再回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只是代价会太大，我们要尽量避免。

笔者的演讲是这样结尾的：“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所谓‘文明型国家’就是说中国不仅具有政府、经济、国防、教育等现代国家的特征，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明的所有特征。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原创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内，中国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政治、哲学、宗教、语言、建筑、美术、音乐、文学、军事、教育、体育、医学等都是这样。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模式的崛起，伴随而来的一定是中国话语的崛起，而这种话语背后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底蕴和力量，它会震撼甚至重塑 21 世纪的世界。”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以《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为题做了报道，但没有提及“文明型国家”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