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维为】

2020年8月6日，英国记者、作家阿里斯·路西诺（Aris Roussinos）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个幽灵，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幽灵，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2021年11月，芒克论坛邀请笔者对话，主题是“何谓文明型国家”。

2022年5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文明型国家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该文章聚焦于同年4月在纽约举行的主题为“文明型国家与自由主义帝国——两者是否终将碰撞？”的研讨会。

文章认为，一种悄然形成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文明型国家”论述已开始危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次会议除了有学者参加外，美国多位前高官也与会发言。文章称“文明型国家”话语公开蔑视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范式”，已经在非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对西方世界内部的左右两翼也产生了影响。

2022年6月29日，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夕，香港外国记者会（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Club,FCC）邀请笔者演讲互动，主题是“文明型国家与民主和香港的未来”。显然“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走出学术象牙塔，成为影响全球政治叙事和战略抉择的某种“显学”。

本文旨在梳理“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来龙去脉，概述非西方世界及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论述，并就“文明型国家”话语对全球政治叙事的影响及其原因做出一些初步判断。

“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

国际学术界从文明视角研究人类政治的传统由来已久，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

但西方主流学者似乎从未深入关注过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融合的可能性。国内学者从文明视角探讨中国与世界也有不少著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聚焦于中国模式可能引领乃至重塑世界的论著甚少。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究者，笔者通过对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广泛考察和比较研究，得出一个慎重的结论：中国已经通过长期不懈的探索，成为一个把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笔者把这样的国家定名为“文明型国家”，以区别于西方学术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国家”叙事。

这种叙事的经典的表述就是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古老）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白鲁恂认为，由于中国古老文明的影响，中国不可能形成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在内的现代国家。他笃信现代国家只能是“民族国家+西方民主政体”这种显然已经落伍的标准。

美国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图源：维基百科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于2009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力求把“文明-国家”概念中性化。他认为，作为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变。

但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文明和现代国家特性之间会有某种张力乃至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认为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而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也可能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某种挑战。

笔者则认为，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但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其与众不同，因为中国已经融合古代文明与现代国家的长处而崛起。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现代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

笔者于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强调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其现代性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许多传承，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例如，“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了西方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模式超越了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模式超越了西方仅依靠选举的模式，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的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更具现代性，等等。

笔者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从不同层面论述“文明型国家”：《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1年）、《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2014年）、《文明型国家》（2017年）。其中《中国震撼》的销量过两百万，被译成十来种文字，在国内外均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虽然笔者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时间是2010年，但自己形成“文明型国家”理论框架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研究和思考的过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笔者与白鲁恂教授本人的接触。

1985年10月，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的白鲁恂以专家身份，随美国知名人士代表团访华，先后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外交部部长吴学谦等。这些会见都由笔者担任翻译。白鲁恂给我留下了较为特殊的印象，他每次会见中国领导人都积极提问，但会见后又常常抱怨中国政治哲学和文化的所谓“缺陷”。

一次中美双方互动时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政治哲学是不明智的，没有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政绩上，如果建立在政绩上，那么政绩差了合法性就没有了。后来笔者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后，深感白鲁恂的学术偏见影响了不少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政治学者。

1988年，笔者考入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IUHEI）攻读博士学位。笔者利用这段较长的稳定时间，对中国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较为完整的思考和判断。

1994年6月，笔者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于1996年修订、出版了第一部英文专著《邓小平时期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1978—1993）》（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1978-1993)），在国际学界受到好评。

当时西方国家还陶醉在冷战胜利的欢庆之中，十分看衰中国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而笔者通过比较扎实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即中国模式。2000年，笔者出版了第二部英文专著《改造中国：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意义》（Transforming China:Economic Refor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国际反响也不错，笔者认为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成功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