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7日，伦敦国际书展为《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全球首发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春秋研究院围绕该书的发布举办了“中国道路国际高层论坛”（英文表述为The China Wave:Discussions on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论坛邀请了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以及中国学者陈平、李世默和出版人陈昕等，与笔者一起讨论了“文明型国家”相关主题。

当天下午，我们还在伦敦市肯辛顿大街99号屋顶花园酒店举行了《中国震撼》（英文版）读书会，吉迪恩·拉赫曼、马丁·雅克与笔者，同中外读者一道分享和讨论此书的主要观点。

同年6月20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专场研讨会。笔者做了题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主旨演讲。牛津大学中国当代史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就《中国震撼》一书和笔者的演讲做了点评。

他回顾了《中国震撼》一书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对理解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具有特别意义。与会学者就《中国震撼》一书以及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等话题与笔者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敏感的英国主流媒体显然意识到“文明型国家”话语对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可能是一种“降维打击”。英国《观察家》杂志于10天后的6月30日发文调侃这个概念，文章的标题是“一个（使西方）文明化的使命”，副标题是“世界最悠久的文明准备开始给西方国家指点一二”，文章称“中国的野心是将自己定位为文化至高者（cultural supremo）”。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十来年前，西方对“文明型国家”话语基本持调侃的态度，而今天西方主流媒体，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杂志都在惊呼，“文明型国家”叙事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甚至扩展到西方国家内部；二是今天除了学术界，在全球主流政治叙事中“文明型国家”“文明-国家”这两个概念似乎可以通用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多数学者今天也感到可以接受。

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中也预判了世界将走向某种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的趋势。笔者当时是这样写的：“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民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的区域整合，甚至某种文明范围内的整合似乎是世界的一种大势。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跨越‘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得到更好的应对，需要相同文化国家之间的整合与合作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从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到非洲的泛非主义运动，再到拉丁美洲的各种新的整合倡议，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文明整合’的理想和愿望，因为更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整合往往能使中、小国家更为团结，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捍卫和推进自己的利益。”

非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论述

2020年1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文明型国家今天成了“时髦概念”，“中国学者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而不是那种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民族-国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跟着中国（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地位使其免于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解体”。印度还在争论自己是不是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候选国还包括美国，甚至土耳其，乃至欧盟，这个名单还在扩大。

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别是欧亚板块大国的崛起，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今天都公开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它们的立场和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据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科克的考证，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3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国家”概念：“在2013年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而发展的……文明型国家的模式塑造了我们的国家政体’。俄罗斯今天正通过‘文明型国家’话语，忙于重新建构自己的历史，反映古老的真理和祖先的信念，以免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标准之害。”

普京还指出：“俄罗斯是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和该国其他传统宗教共同加固的文明型国家”，“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独特经验。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的国家文明，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免于解体”。

2018年，俄总统助理苏尔科夫撰文论述了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身份，将俄罗斯文明比作“欧亚混血儿”，称其“拥有欧亚双头鹰的国家身份、杂糅心态、跨洲领土和两极历史”。中国学者也注意到最近这些年俄罗斯国内对“文明型国家”话语的讨论明显增多。

弗拉季斯拉夫·尤里耶维奇·苏尔科夫。图源：维基百科

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认为，“文明型国家”概念“对理解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至关重要”。他指出，“这一思想是由中国学者（特别是张维为教授）确切表述的，文明型国家的概念通常被应用于现代中国，然后类推到俄罗斯、印度等”。杜金认为，“在俄罗斯的语境中，欧亚主义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他们提出过‘国家-世界’（State-World俄文是gosydarstvo-mir）。

在这个学派中，俄罗斯被理解为一个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因此欧亚主义者的主要概念‘俄罗斯-欧亚’，就是一种‘文明-国家’”。欧亚主义这种“国家-世界”的叙述与笔者所说的“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可谓异曲同工。

杜金对“文明型国家”做了比较宽泛的解释：“无论意识形态、外观、文化和形式边界如何变化，文明型国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大规模的和持久的。它可以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而存在，也可以作为其回声、残余、碎片存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能够重新组合成单一的整体。”然而，即使在宽泛的解释中，杜金亦承认，“中国被当作文明型国家的范例是有原因的，其身份和力量本身最能说明问题，而当代俄罗斯已经接近这一状态”。

此外，杜金还认为，以“文明型国家”话语来抵制西方话语侵蚀本国文化，是所有非西方“文明型国家”叙事的共同之处。他指出：“‘文明型国家’中存在着现代西方政治学尚未掌握的力量和模式。它们不能被简化为民族国家的结构，也不能通过宏观和微观经济分析而真正领会。‘独裁’‘民主’‘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等术语对文明型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文明身份、国家和社会形成的文化含义、传统价值观的分量——所有这些概念都被现代政治学故意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