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体中最先报道“文明型国家”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6月16日《经济学人》Banyan专栏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天下无新事》（Nothing  New under Heaven）做了报道：今天中国最热销的书之一是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学者不愿被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概念所束缚，要追溯自己的古老文明，张维为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并日益从自己的文明之根寻求启迪、规范和标准”。这篇文章的基本立论还是白鲁恂的论述，即古老文明本身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包袱，而非财富。

同月，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来沪访问。上海春秋研究院和《文汇报》社安排笔者和他于6月27日下午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

日裔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图源：维基百科

福山所持的观点并不复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在与他辩论的过程中，笔者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立论，指出“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逻辑，中国还处在自己“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中国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久，他认为中国也可能经历“阿拉伯之春”，笔者认为不可能，并用中国标准分析了“阿拉伯之春”的困境，认为埃及这样的国家恐怕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水平，笔者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后来证明笔者是世界上最早做出这个预测并创造了“阿拉伯之冬”概念的人。

同样，本着“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在福山提到中国需要政治改革时，笔者指出中美两国都需要政治改革，但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比中国更强，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融合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元素，而美国的政治制度还属于前工业时期的产物，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美国将选出比小布什还差的总统，美国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现在看来笔者的预测也是靠谱的。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理论是对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底层逻辑的建构，对解构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以中国作为标准进行跨国比较和预测等大有裨益，它是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流乃至交锋的原创性中国话语。这场辩论的视频及中文和英文全文均于2011年发表，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一些媒体称为“世纪之辩”。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道：2011年9月5日，中国领导人会见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向他推荐了《中国震撼》一书。报道称：“就在前一周，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仍需要回答的大问题》，他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下降，中国面临无数制度性挑战：它需要扩大需求、更低的储蓄、扩大消费等，与此同时，还要保护环境、解决不平等问题、降低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中国需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位世界银行行长愿意提供帮助”；“中国领导人回应了佐利克的担忧。他承认世界银行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并未接受佐利克的建议，反而向他推荐了张维为的著作《中国震撼》”。

这一年，笔者花了很大精力把《中国震撼》一书翻译成英文，2012年4月由World Century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中国震撼》书名不易翻译，中文“震撼”既指物理上的振动，也指心灵上的撼动，英文中没有对应词汇。

观视频创办人潘小瓅建议采用与中文“震撼”略为接近的Wave（浪潮），笔者欣然接受，整个英文书名成了The China Wave（“中国浪潮”），副书名“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则直译为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笔者当时还征求了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的意见，他认为直接用副书名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就够了：“这种表述更具冲击力、更霸气（more powerful and aggressive）。”

《中国震撼》英文版

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是使用了The China Wave: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效果也不错。后来证明，英文“civilizational state”确实是一个较有冲击力的概念。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 Coker）于2019年出版了一本以“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书名的专著，产生了相当大的国际影响。

笔者在《中国震撼》英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此书本是为中国读者而写，鉴于中英文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语言背后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差异，所以英文翻译过程不能只是原书的直译。我大致遵循了“三七开”原则，即70%为原书直译（包括内容、风格和语气等），30%的内容则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甚至重写，以便更为贴近外国读者的需求。例如，我增加了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增添了我与福山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辩论是在本书中文版出版后举行的），辩论涵盖了外国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些内容。”

笔者还写道：“整个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崛起及其全球影响，但中国国内则进行着另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一方认为，中国充满问题和危机，除非中国走西方道路，采用美国模式（虽然美国自己深陷危机），否则中国的发展将毫无希望。另一方则认为，无论中国存有什么问题，中国都处于自己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应该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大致成功的模式前行，同时注意吸收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及其政治话语，确实挑战了西方的许多预设和价值观，包括西方所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现代性，等等。”

笔者最后这样写道：“中国已经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并且还将继续学习下去。也许现在到了西方需要向中国学习的时候，用邓小平的名言来说就是西方需要‘解放思想’，去了解甚至学习中国的方法和理念。不论这看上去似乎多么格格不入，这对西方国家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