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18日，在中国各阶层共同支援中东人民的活动中，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也发表了讲话，表示“中国穆斯林支持阿拉伯弟兄”。在这一则简短讲话的开始，达浦生表示，“我们中国穆斯林和全国人民一同，热烈祝贺伊拉克人民的伟大胜利”。而“美帝国主义的行为”，“完全是魔鬼的行为”，是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狂妄挑衅”，而且“威胁亚非和世界的和平”。随后，达浦生强调“爱护祖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一部分”，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第2章，第190节），证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爱国主义战争，是一种“为主道而战”的正义战争。102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看到中国伊斯兰学者利用《古兰经》对巴格达条约集团国家做出批评。

在1958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马坚发表了一篇题为《重读古兰经》的文章，其中将《古兰经》的诞生，作为阿拉伯人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由于“我们现代比古人远为优越和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对“古兰经做出新的解释”。随后，他引用《古兰经》中“你们不要纷争，否则，你们一定胆怯，你们的气势一定消逝”（第8章，第46节）一节，来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并提出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发展道路，需要建立在一个广泛的团结基础上。

而来自“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费萨尔王朝的伊拉克”，由于“甘心做帝国主义侵略中近东国家的工具”，而违背了《古兰经》“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第5章，第2节）的教训，背离了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道德与律法准则。在这里，伊斯兰的大圣战（Jihad）观念，被诠释为一种被压迫民族“拿起武器来反抗侵略者”的反帝斗争。这种斗争经验，便是“全世界的三亿七千万穆斯林”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千千万万人民”一起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阿拉伯国家的弟兄们扑灭侵略战争的火焰，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基础。103

这种讨论也被带到了中国许多伊斯兰社区，在各地清真寺阿訇分别组织的活动中，成为表达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团结，以及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决心的话语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前往阿拉伯国家，或者有过朝觐经历的穆斯林，则用这种经验，向民众传达“中东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热情”这种团结讯息。通州区清真寺阿訇杨品描述着自己曾经看到过的“埃及小学生给中国青年代表团演出的《打英国兵》话剧”，昌平区清真寺阿訇陈广元则描述他在叙利亚看到的诸如“兄弟们，被奴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类动员性的标语，表示“要全力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104

这种“用斗争取得和平”的观念，一面同中国自身的民族独立经验发生了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观的批判联系在了一起，105构成了新中国武装“保卫和平”的基本态度。在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背景下，包括《古兰经》、伊拉克诗人白雅帖（Abdu al-WahabalBayati，1926-1999）106、黎巴嫩“和平战士”诗人萨依德107，以及伊拉克、黎巴嫩、埃及电影108，阿拉伯谚语109等在内的文艺作品，则与阿拉伯历史、“国际知识”、阿拉伯领导人讲话等政治资料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国际主义反帝斗争想象与理论讨论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围绕着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特别是一个曾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黎巴嫩小孩”形象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联系中国抗美援朝的经历，以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共同形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来自被压迫民族语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体验。这些作品包括诗歌110、游记111、音乐、短篇小说112、儿童剧113、活报剧114、京剧115、地方戏曲116、宣传画与漫画117等形式。

配合着当时经济建设“大跃进”，这种以反帝国际主义为基础，用“写诗当武器，唱歌当战鼓”来支援“阿拉伯兄弟的斗争”的形式，也体现了当时在“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中进行的旨在树立社会主义新人，实现“文化翻身”的目标，118可以被视为一种“文艺大跃进”的表现。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通俗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均出版了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和诗文画集。其中不少还以极为通俗的语言，“及时供应各地群众反对英美侵略阿拉伯的宣传材料”。而各种收录了快板、山东快书、相声、小演唱、相声、京剧等内容的《说唱集》以及《活页歌曲集》，则为“街头宣传和晚会演出”提供了素材。119

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支援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阿拉伯世界媒体的注意。在多个阿拉伯世界的新闻报道中，美英的军事行动不仅仅被看作是对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威胁，也被看作是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对国际法和联合国秩序的挑战。同时，也描绘了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对立。120

媒体也开始讨论，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战略活动与中东世界的事件是密切相连的。121伊拉克的媒体则将革命看作是创造性的人道主义行动（creative humanitarian mission），因此也强调超越民族国家而进行世界大团结的重要性，并号召亚非人民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122位于大马士革的约旦人民电台（Jordanian People’s Radio）则更号召阿拉伯人针对帝国主义进行圣战。123

六、结语

冷战时期，不少新独立的国家都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

传统外交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只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直接互动，或者审视在国际组织会议中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这种视角具有巨大的局限性。虽然国与国之间的直接互动构成了国际交往中最稳定也最直接的活动模式，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正在自我创造过程中的国家时，这样的叙事方式其实无法承载这一新生时刻所传达的神圣历史重任。

同时，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新生时刻，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也在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动中形成。从冷战时期的外交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整体想象，以及这诸种想象图景之间，通过外交事件体现出的矛盾冲突及其变迁。

与今天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想象不同，从中国革命经验中走出的国际主义话语消除了阶级差异。作为一种随着政治任务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基本内涵则围绕着对“团结”与“和平”两个关键主题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反帝（霸权秩序）”这一形式开展的对新时代平等秩序的追求。

新中国第三世界视角下的世界新秩序强调，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潜在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民族独立行动，刺激并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培养人民政治意识，进而成为世界范畴内人民民主实践的铺路石。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从逻辑上奠定了中国第三世界世界观叙事的普遍性基础。这种需要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毛泽东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唯一一个可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124

新中国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是在对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四者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中形成的观念。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主义认同的基础上，新中国对平等的理解才得以超越民族／种族主义的局限，但却同时包容民族主义本身所体现出的政治与历史价值。而对于新中国的人民来说，国际主义精神是一个不断被教育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中国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主体性，才得以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一组辩证中逐渐建立。

【本文登于杂志《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