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设国际主义共时性

1963年10月，当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88这与毛泽东1958年在读了宦乡针对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破裂问题的报告后表示“西方世界的破裂”这一判断相结合，突出强调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那种霸权式和平状态的不稳定。89

对霸权秩序不稳定的认识，也伴随着新中国希望通过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中间建立起反抗霸权，寻求平等政治的外交努力。透过社会建设与中东地区国家建立联系，在新中国，特别是万隆会议之后的和平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也同时回应了新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通过《人民日报》，中国人了解到，在万隆会议之后，“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亚丁、阿曼、巴林等国的许多厂商，都来和中国作生意。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从1955年以来，逐年增长”。90

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总理

1955年8月中国与埃及签订了贸易协定之后，两国开始互相派遣贸易代表团。就在1956年4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埃及期间，双方便完成了将近四百万英镑的贸易额。中国购买了大量埃及棉纱，而埃及则购买了中国的钢材、机器以及植物油。91

1956年，《人民日报》上甚至还喊出了“为了和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口号。92在这一时期，人们甚至在《人民日报》的头版，读到了诸如这样的故事：“中国制造的五灯收音机开始出口”，“供应叙利亚、黎巴嫩”等地，由于“每个零件都加有一层防潮湿的蜡”，因此“可以适应亚非热带地区的环境”。93

对新中国的建设者来说，在媒体上读到那些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前线武装斗争的故事，无疑又调动了他们对中国本身革命及反帝军事胜利的记忆与自豪。

就在1956年支持埃及人民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政治动员中，《人民日报》上除了大量刊载关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律依据、埃及报纸新闻摘要、纳赛尔讲话、埃及社会建设情况、历史介绍、伊朗、叙利亚等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中共八大上发言等消息之外，还通过各类社会文化新闻、读者来信、文艺作品等形式，共同构建一个以反帝与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国际共同体想象。

新中国的民众会在报纸上读到诸如“我国一批牛羊肉运到了苏伊士港……及时供应了埃及人民新年的需要”这样的新闻，也会看到一户来自“上海江苏路五十四弄二十七号”的人家给埃及家庭写的公开信，了解到这家人“这几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有关你们正义的斗争的消息”，了解到这户人家相信，“中国水利工作者正在利用和改造江河为人民谋福利”，并“对埃及的同行”抱着“殷切的期望”，因为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坚决相信埃及人民一定能够管理好苏彝士运河，阿斯旺水坝也一定能够在埃及人手里建造起来！”94

这种丰富的国际主义共同体认同，构成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可以从报纸上读到包括世界青年联欢节（1955年）、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1955年）、埃及电影周及埃及电影代表团访问（1957年）、亚洲电影周（1957年）、伊拉克共和国电影周（1959年）、突尼斯中国电影周（1962年）、伊拉克中国电影周（1962年）、亚非电影节（1964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电影周（1965年）等一系列文化体育交流活动的新闻。人民政府强调，通过电影而促进“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是为了“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进行的努力。95

这类电影周首先一般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集中举办，随后还会有部分电影被送往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进行播放。例如，在“亚非会议所创导的文化合作精神”下，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办了“埃及共和国电影周”。96电影周一共播放了《七月的风云》《山谷里的斗争》《我们美好的日子》《生与死》等4部故事片，以及《幸福的日子》《英军撤退节》《埃及的石油》《工业复兴》等8部纪录短片。同时，埃及还派遣了一支由国家指导部文艺处处长耶雅•哈基带领的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其团员便包括了埃及当时著名的女演员法登•哈马玛（Faten Hamama）和她的丈夫男演员奥玛•薛里夫（Omar Sharif）。97

除了看到来自亚非拉国家电影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阅读中国电影在阿拉伯国家被接受情况的报道，来进一步体验这种通过文化交流而建立起的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认同。

1956年，中国电影《鸡毛信》和《智取华山》在埃及播放，并“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正义斗争的一种实际支持”。98新华社从开罗发回的报道也进一步向中国读者加强了这种感受。中国读者们看到，“身材魁梧的纳赛尔总统”在1957年9月16日晚上，走进了“按着中国风格装饰”、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和中埃两国的国旗”的开罗“歌剧”电影院。从来“没去参加过任何电影节”的纳赛尔，在这一天晚上，不但参加了“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式，看了中国电影《祝福》”，还“接见了中国电影代表团”。9月20日，纳赛尔夫人还举办了茶会，招待“电影女演员白杨和秦怡”，并和“她的五个儿女一起”，跟中国客人“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99

这种通过文化交流与新闻而建立起的共时感，还通过群众运动成了一种直接的斗争政治体验。这种斗争体验，在对1958年伊拉克革命的支援中表现得最为全面。

从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表示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开始，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中国各省市各阶层与民族的民众，都在这一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主题下被调动了起来。这种社会调动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结合，强调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劳动者不但应当在劳动间隙或者下班后进行学习与抗议集会，而且更应当以支援中东人民斗争为目标，抓紧生产建设。

我们看到马鞍山钢铁厂的工人们提出“多产钢和铁，打击侵略狼！”，全椒县机械厂职工“在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罪行后”，不但贴出许多大字报，表示“以实际行动支持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且还“连夜投入生产”。来自铜川市的抗议大会上，“采煤工人和钻井工人们一致表示，中国工人誓作阿拉伯工人的后盾”。同样的增产运动也出现在各地的农业合作社中。渭南县隐乡村“在举行了声讨美帝罪行大会后，全乡农民当晚就深翻挖地一百多亩”。来自新民县的三千多名社员，在抗议大会之后，“连夜苦战干旱”，“以增强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100同样的故事，在这段时期里不断得到报道。101

在支持“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的政治调动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界人士的动员及其他们的反应，则更能显出国际主义认同为新中国的政治主体性建构所带来的巨大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