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革命的东方理解20世纪的民族独立

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种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兴趣，密切回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旧的殖民帝国主义秩序衰落、新的霸权秩序逐渐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也正是通过来自共产党组织、知识分子、各民族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历程的叙述、回应与讨论，发生在中国的以民族独立为先机的革命才逐渐同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秩序变革发生了联系。

这种与世界历史变迁和人类解放命运相联系的政治叙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际主义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基础。从政治理想上，“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任务与创造新世界这一命题密切相关。作为一种问题意识，这种联系始终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无论是康有为对“世界大同”的叙述，还是孙中山表达的人类平等理想，都是这种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世界秩序观变迁历史中有机的知识组成部分。

这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早期毛泽东看来，是大规模改造时代的着手点与长远目标的关系。在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比“改造东亚”更具价值。因为，提出世界，是为了明确“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是为了“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6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世界主义，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与之相对的是“殖民政策”，即“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17

当然，从政治调动角度来看，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来说，“世界革命”的政治意义显得并不那么迫切与重要。“中国革命”本身“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在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这两个最基本的大背景下，可以得到较为直接的体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斗争本身便扮演着一种整合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将社会各阶层、集团，各地区的分散力量组织到一场国家身份建设的现代进程中。18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时，那种超国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仅仅在革命推动者们的理论叙述中，得以作为一种基本的全球性历史大前提。而真正对革命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并发挥了社会调动与政治整合功能的，则是列宁所表述的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理解，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有利于全体人民”道路的需求。因此，列宁才提出了关于“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俄国的基本认识。19

同时，在列宁看来“拯救俄国”这一似乎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现实政治”（realpolitik，德语）命题，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下，还存在着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差别。而超国家的无产阶级认同，则是决定这种进步意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在其同罗莎•卢森堡就民族自决权问题的争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一争论中，卢森堡的论点建立在对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性质的判断上。在她看来，19世纪上半叶波兰民族主义兴起的物质基础与中欧地区受资本主义发展影响而形成的那种民族国家认同有着根本差异。波兰的民族主义“根源于未开化的封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20

现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统治者的经济需要，在卢森堡看来，并不具有普遍的进步意义。相反，在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波兰的工业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依附性的出口工业。因此，波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殖民化的产物”（a product of colonization），是“移植到波兰土地上的外来物”（alien body transplanted into the Polish soil）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因素”（antinational factor）。21

在这里，卢森堡将殖民理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与弱小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国家之间形成的霸权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民族主义”的认同在世界不同地区则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动力，进而形成了对“国家”这一政治认同概念阶级性差异的具体判断。

这种将殖民视为一种霸权关系的理解，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对第三世界的认识。在斯塔夫利亚诺斯的论述中，第三世界是一个随着15世纪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概念。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第三世界，并不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而取决于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它指的是“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22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随着16世纪欧洲经济中心转移至西北欧，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地区的确如沃勒斯坦所判断的那样，成了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欠发达的国家。23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新去回顾卢森堡对波兰民族主义的判断，便可以发现，卢森堡对民族自决的批判，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在世界资本主义霸权压迫下，在发展落后的、处于被压迫地位下的“较小的和次要的”小国中，强行（自上而下地）推动“形式上独立的人民的‘自决’”的批判。24

卢森堡强调，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在这种热情推动下构建的国家，并不能成为改变这种经济不平等地位的动力。因此，这种民族概念“兼具乌托邦式和反动的特征”。25而在这种民族概念下形成的国家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则无疑成为既得利益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26

在这个判断基础上，卢森堡对超国家的阶级联合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她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试图将其判断普遍化。她认为，“民族权利”（rights of nations）不应当作为社会主义政党讨论民族问题时自身立场的标尺。因为，包括“民族”“权利”，甚至“人民意志”（will of the people）在内的这些概念本身，仅仅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早期那种幼稚的、并无明确政治意识的对抗中产生的概念。在19世纪欧洲弱小国家的政治背景下，民族问题（nationality question）与其他社会与政治问题一样，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利益的问题”（a question of class interests）。而对一个组织起来的，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来说，再使用这些概念则成为一种历史的矛盾（historical contradiction）。27

罗莎·卢森堡

正如卢森堡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一样，列宁为民族自决权的辩护也需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政治背景下理解。对列宁而言，谈论民族自决权政治意义的基本前提是俄罗斯解放运动。他强调，在谈论民族问题时，必须面对民族问题的“特殊性”。28

与波兰不同，俄罗斯在19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中主要作为一个霸权的施加者出现。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其政治主体在列宁看来，则是标榜着大俄罗斯主义的“封建主”。列宁强调，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否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上规定分离权”，无疑便是从事实上帮助了这类霸权者，帮助“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享受特权。同时，在俄罗斯帝国这种强大的现实政治压迫下，独立自主成为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大俄罗斯民族对帝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便表现在俄国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调。因此，强调（弱小）民族的分离权，无疑是俄国本身寻求平等的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俄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的必要过程。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