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随后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著名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过对俄罗斯作为列强在世界殖民扩张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俄罗斯银行业在整个欧洲金融寡头资本主义秩序中盘根错节的互利与依附关系的分析，列宁充分说明了俄罗斯帝国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作为压迫者的地位。30而只有在这一反对（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政治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列宁为什么会认为（欧洲）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是在更广大范围内产生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的前提。

列宁进一步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这种民族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会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下，绝大部分的亚洲地区或者作为列强（great powers）的殖民地，或者作为被压迫民族，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作为依附者存在。因此，在这类地区，以民族运动为动员模式的对抗活动，无疑是对这种不平等秩序最有力的打击，也是这类被压迫民族自我“觉醒”的过程。31

必须强调的是，在列宁看来，这种来自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分离权”的支持需要与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建立在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大联合共同存在。列宁引用了1905年瑞典社会主义者支持挪威独立权的案例，以此说明这种在工人阶级中间，超越了民族界限和作为资产阶级与贵族特权的国家利益，站在“兄弟阶级团结”（fraternal class solidarity）基础上的联合，恰恰体现了（弱小）民族自决行动的进步性。32

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又进一步对民族自决与国际主义关系的问题做了阐发。他强调，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定”民族问题的人无疑是普鲁东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压迫者的大俄罗斯民族，则必须站在基于阶级联合的国际主义精神上，通过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来“获得解放”。33

列宁（资料图）

如果将列宁与卢森堡就民族自决权的辩论放在20世纪世界革命脉络中来看，那么其复杂性则更为明显。用斯大林的话来表述，“民族问题”仅仅是“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总问题的一部分”。34并且，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35

斯大林以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独立为例，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超越了狭小的地区范围与民族国家利益，并以阶级联合为政治基础与理想，超越了卢森堡所指出的那种资产阶级式民族主义政权的片面性。36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给出了一个有中心、有边缘的世界革命图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毫无疑问成了这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央”，这一革命浪潮“势必要扩展到边疆去”。这种革命运动的蔓延首先在俄罗斯帝国领土范围内出现。原俄罗斯帝国边疆的“民族政府”与在“边疆工农与俄国工农”联盟影响下的“民族群众”彻底决裂，进而促成了这种在阶级认同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主义联盟”的形成。37

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吸收了卢森堡式的对（俄罗斯帝国境内）民族政府反动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列宁站在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批判角度出发，对“自决权”革命性的论述。因此，在斯大林看来，民族自治政府的革命性，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压迫不但包括来自外部的民族压迫，也包括来自于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只有在本质上是超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基础上出现的自治，才是真正意义上反压迫的“民族自由”。苏维埃政权的正当性，以及它得以保持俄罗斯帝国原有疆域的合法性基础，则都来自于对这种自由的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平等。38

毫无疑问，从卢森堡到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无论是关于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认识，都基本建立在对欧洲社会政治历史的基础上。虽然在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析中，“东方”作为“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被压迫民族反抗斗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对这些欧洲之外的，有着迥异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的民族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逻辑推论或是经验论层面。甚至，在斯大林的表述中，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种明确的差序观念。

东方，在这种差序秩序中，扮演着一个从属性的角色。它是（在西方发生的）无产者世界革命斗争过程中，“经过俄国革命”而新开辟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39而真正确立十月革命以及整个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世界性意义的，则恰恰来自于广大“东方”内部发生的革命实践。也正是这场发生在“第三世界”内部的政治实践，为我们理解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

二、从民族独立到自力更生

在列宁与斯大林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这种超民族的“国际主义”式的认同基础来自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如果单纯像俄国革命者们那样，将中国与波斯、土耳其等“东方”国家，同质化地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被压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那么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独立”便完全可以不言自明。但是，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列宁与斯大林所描述的民族主义，都无法真正解释发生在欧洲之外地区的政治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