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也意识到，这种在共产主义运动框架下，通过与各国共产党以及亲共力量进行联合的和平运动，并不能真正在世界范围内说明“反帝”这一战略任务的普遍性意义。并且，这种在共产主义运动框架内进行的和平运动受到苏联国家利益变动的影响极大。73在1946年—1955年万隆会议之前这段时间里，苏联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伊朗与土耳其这类与苏维埃安全直接相关的国家。74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国际主义政治理想受到了这种政治现状的限制。

在抗美援朝之后，随着南亚与中东地区独立斗争的兴起，毛泽东意识到，“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他特别提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及等国”。75

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于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便表示，国际形势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这种冲突反映了世界上“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而对中国来说，“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76

在这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讲话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三种力量”的概念，并界定其为“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在这其中“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两类矛盾的判断，基本上同1946年以后《人民日报》中反映出来的对巴以问题的认识相一致。而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对“三种力量”的判断，则直接构成了之后作为理解世界秩序关系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这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见，其基本考虑在于体现一种最广泛的反帝斗争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但包括了与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的团结，也包括了在社会主义力量内部的团结。这一点在1957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出访苏联之前，便通过尤金转达给了苏联方面。中国方面表示，需要在团结的立场上，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并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支持一方面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也需要“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

之所以这么提，也考虑到需要照顾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尽可能地谋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不要让帝国主义揪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而“大肆宣传”。77从战略上，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盘”，而只要“我们内部巩固”，那么来自帝国主义的三个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的性质便不会是侵略性，而成为防御性的。78也正是这种维护世界霸权利益的企图，引发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帝斗争，这就好比“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美国“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79

随着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后，英美武装进驻黎巴嫩和约旦，新中国的和平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

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大使尤金的时候表示，“我们搞和平运动很难，人家说是共产党搞的，效果不大。现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不是很清楚吗？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80

很大程度上，1958年伊拉克革命对后来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

虽然，伊拉克在1958年7月14日卡西姆领导的自由军官革命中，伊拉克共产党力量也起到了一定帮助，并且共产党人在随后的卡西姆政府里也有很大影响（一个例子是，1959年1月25日，虽然伊共还未成为伊拉克合法政党，但其官方刊物《团结报》［Ittihad al-Sha’b］仍获得了出版许可），然而，卡西姆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默契却并未维持很久。

到了1960年初，开始出现安全部门拘押共产党人与工会领导人的事件。当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中，游行队伍又遭到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与反共分子的冲击，造成50名亲共人士受伤，5人死亡。5月下旬，几乎所有在共产党支持下开办的民主青年联合会（Union of Democratic Youth）活动中心都被关停。81

然而，就在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交际处接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时，仍旧强调，帝国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需要“团结人民的大多数”。他表示，“人民就是上帝”，因此“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经验”。82甚至，“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共产党人还可以进清真寺，进教堂。83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是通过“反帝”和“建设”这两个目标联系起来的。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由于这个目标而构成的团结，将中国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朋友，是你们的兄弟”，而阿拉伯世界也同样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84

8月6日的《人民日报》又开始进一步讨论拉丁美洲的反抗活动。像之前介绍中东地区形势一样，《人民日报》在这一期中介绍了拉丁美洲的基本政治地理情况，配发了一张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地图出版社共同提供的拉丁美洲反抗活动形势图，并对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的罢工及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还通过“国际知识”栏目介绍世界情况。同期中，还报道了农村广播网在黑龙江省的普及对农民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改变人民政治思想面貌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发挥的巨大作用。

当初的系列报道之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看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的观念，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1964年，毛泽东在回顾了中东北非世界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对“中间地带”做出了一个更接近“三个世界”的阐发。他认为，“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个时候没有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而帝国主义侵略中间地带的目的同“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个中间地带”，“想控制世界”。851965年3月23日，在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一行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86因此，在“中间地带”进行的联合，与整个世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目标是一致的。

1967年“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在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这种对阿拉伯民主主义反抗运动的理解，以及对其内部出现的大联合态势的希望。他认为，这种发生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的、目的在于争夺石油利益的局部战争，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截断运油管道的方式，对帝国主义进行严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进程中，“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沙特、约旦在内的“老殖民地国家”都开始团结起来，用联合的方式来进行斗争。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