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时，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面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之间的组织联系与人员互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流变方面；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主义在中国政治内部及其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讨论，则集中在冷战叙事框架内。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冷战初期便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国际政治话语以及对世界秩序的表述，都首先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前提下被审视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communist unity）。①

这种从现实主义假设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功利主义理解，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于冷战的政治现场。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苏联武装进军布拉格之后，苏联在其阵营内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很快遭到了来自西方知识界的全面攻击，成为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

伴随着苏联阵营内部出现的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国际主义”这一曾经代表了共产主义世界秩序理想的观念，也被进一步解构为苏联霸权政治的幌子，成为一种“虚假的国际主义”（pseudo-internationalism）。②这种粗暴的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快被作为“苏联民族问题”，并被理解为其“帝国”崩溃的重要内因之一。③在这个语境下，国际主义也被视为一种苏联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霸权秩序。而第三世界之间在国际主义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政治合作，则也随之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④

今天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这种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假设。在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话语基本被看作是苏联输出革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国际主义的理解还包含了与寻求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话语互相对立的含义。从地缘政治的逻辑上，这种国际主义话语的直接目的，则是保证苏联国家利益与安全，并不惜损害他国利益。⑤

此外，近年来对于国际主义观念的讨论还主要来自对于东欧前华约集团国家冷战历史记忆的梳理。这类研究结合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民族问题”（National questions）政治讨论的分析，将其视为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用以维系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秩序，树立苏联中心地位，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苏联霸权影响的沙文主义式政策工具。⑥

可以说，作为一种对世界未来秩序及人类平等政治叙述的国际主义话语，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便始终被笼罩在美苏政治对抗的阴影之下。并且，随着冷战结束，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常态。以现实主义为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又进一步地对20世纪中期在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下产生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活动进行重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独立的讨论更局限在弗莱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种两极竞争（bipolar contest）的范式之中。⑦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对政治活动及其深远影响本身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

它首先假设在国际活动中，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其首要目标是“寻找能够驾驭对方的机会”⑧。其次，决定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自国家本身的军事与物质实力，以及地缘政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⑨在这些前提下，苏联与中东地区的联系被看作是一种寻求地缘政治安全的结果。⑩而由于中国与中东地区缺少地缘政治的关联，其与该地区在国际主义精神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则或被看作是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争夺。11

对英语世界的一些研究者来说，新中国与苏联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存在一种策略性的差异。在最新的一些讨论中，两者之间针对“反帝”问题的态度被视为这种领导权争夺的核心。这种论点强调，虽然两者从本质上都追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在方法上，从赫鲁晓夫时期推行“三和路线”开始，苏联便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终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12

在此过程中，反帝的诉求则是从属性的。而对新中国来说，帝国主义压力不但是其革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因此，反帝是新中国世界革命话语的绝对核心。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革命主要矛盾理解的差异，使得两者在面对第三世界独立运动时，出现了冲突。这也被视为是“两种革命”（two revolutions）之间的冲突。13除此之外，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也被作为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主义政治斗争的一部分。14或者，成为后冷战时期，特别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叙述中国崛起对现有世界权力平衡形成挑战的佐证。15

然而，这种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史叙述，遮蔽了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历史与政治丰富性。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尝试去展现在20世纪中期，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这两种在今天的世界观语境下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秩序，是如何构建它们之间的国际主义想象的，同时，这种国际主义想象又是怎样参与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建设，并最终发挥“改造我们的学习”进而改造新中国人民世界观的作用的。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也希望展现，这一将两种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知识基础与政治建设构想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想象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实践，恰恰展现了20世纪中期那种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社会基础的国际主义想象最具历史价值的特点，并且将其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那一系列国际秩序普遍主义话语区分开来。同时，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时期，以此希望打破那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