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从“反满独立”到“五族共和”的转变，恰恰体现了中国革命中民族问题的双重性。一方面，“反满”的政治任务反映了卢森堡所指出的民族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到对这种确证的反叛；另一方面，革命建国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迅速转向“五族共和”，又体现出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南方革命者们，对汉民族主义不可能作为立国基础的清醒认识。这一点，则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列宁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相对应。而之后随着国共分裂而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则更进一步地将更具普遍意义的阶级问题纳入到了革命建国实践过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相比俄国革命来说，中国革命则在更广大的“东方”世界中，更具有范本价值。与广大的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旧帝国一样，中国一方面在世界秩序层面上，作为被压迫者，面临着来自于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在旧帝国疆域内，其民族多样性又使得其内部存在作为主体或／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少数或／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压迫。40因此，中国革命，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都面临着需要处理自身（主体民族）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重身份的复杂革命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新中国对自身以及世界解放的未来想象，表现为一种对广泛的平等政治的追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性概念的创造。

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详细勾勒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范畴及其未来。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性首先建立在一个对人类历史进步脉络的认可基础上。毛泽东强调，在20世纪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斗争中，随着一场社会革命的出现，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这一发展丰富了“反帝、反殖民”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内涵。41只有出现了由于革命行动而获得了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反殖民后建立的国家才有可能避免沦落为一个阶级的私产。

必须强调，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信念并非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机械想象。它提出了一种无产阶级平等参与的政治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建立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现实诉求上，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对平等政治的未来想象上。而两方面的互动则构成了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本身。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对自身平等权利的发现，造就了无产阶级平等政治；而这种平等政治的实践则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平等观念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政治的实践与观念的创造是互为前提也是互为语境的。这种无产阶级政治的觉醒与自主参与，则恰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的一层重要理解，也是之后新中国对新的世界平等政治想象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追求，除了要求“独立”之外，还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

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自力更生一方面强调的是如何处理来自“帝国主义集团”的外援问题；42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中依靠群众的基本工作方针。毛泽东在1939年的答记者问中，曾经简要地指出了“自力更生”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解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问题，才能够增强中国“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这种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43

在抗战的条件下，实现“民主政治”并不一定采用启蒙式的政治教育，而需要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实践来获得。随着抗战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强调“依靠群众”的这种民主政治叙事则显得更加有说服力。这一在斗争中获得的民主经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末期主张成立“联合政府”的重要政治自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信心在统一战线斗争中取得支持，一个重要判断便是“我们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解决问题，而国民党却依靠外援，等待胜利”。44

自力更生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即在国民经济层面上对工农业现代化与实现自给自足的追求。在解放区发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则是达成这种自力更生目的的办法之一。而另一手段，则是通过减租减息和劳动互助的方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45

对国民经济生产自力更生的追求，与对政治独立的追求一样，都在无产阶级获取阶级意识与政治自觉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上平等政治理解的另一个重要内涵。

这种平等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形式层面的“平等条约的订立”，且“绝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而旨在通过“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46这种对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想象，本质上则传达了一种新中国对平等观念及其政治的世界新秩序的再造。

新中国自成立之初，便延续了延安时期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并表达了参与全球平等政治建设的意愿。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意识到在社会各阶层中间树立“新的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与战争时期的情况相比，新时期的斗争以“和平民主运动”为基调。除了防止战争的出现之外，建设成为更主要的任务。因此，在新时期，“新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包含了为了保卫新政权而进行的“消灭反动派残余的斗争”，也包含了对“投身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建设”的要求。

同时，这种爱国主义，“是与进步人类的国际主义相一致，而与民族侵略主义和排外主义不相容的”。在这个政治表述中，反帝这种对抗性的“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与争取团结、互相尊重的“和平民主运动”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新中国对国际主义精神理解的内涵。47这一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和平民主运动”进程，是新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新中国理解“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辩证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