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从基本政治立场上，中国共产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基本与苏联一致。从1947年5月14日的联大会议上开始，苏联便提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应当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成立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或者是联邦国家。62《人民日报》的文章基本反映了这种两国方案。

但是，在具体表述中，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支持巴以两国各自独立建国时的理论表述并未落到维护“自治权”上，而是从被压迫民族反抗的角度出发，一方面以支持以色列建国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一方面又以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独立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东的干涉。

同时，还强调，英美在中东地区的角逐，不但威胁了“近东和平，而且已经开始破坏了和平”。63然而，中东地区在国际主义脉络下展开的民族独立与反帝运动，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未来秩序的一个基本想象，即在反帝反压迫的基本任务下，“阶级的友爱填补着民族的隔阂，工人与进步分子的团结更是一天天密切”。64这一点，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后来“三个世界”的理论中，都能找到影子。

四、用建设支援世界革命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进一步“世界革命”的开始，而应当被理解为，通过建国这一“政治翻身”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经济翻身”这些标志性事件，将新中国的独立变为“人类解放”这一“世界革命”进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同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文化翻身”、建设“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实践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以《人民日报》为平台进行的宣传活动，以及民众有组织地对《人民日报》内容的学习讨论，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一方面将党的世界观通过多种形式，传达给作为读者的广大民众，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这类信息又为民众讨论与学习，而内化为自身认识世界的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政治理想，成为抗日民族战争之后，新中国进行社会建设时重要的政治调动力量。而在这一时期，发生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其所遭受的经济，甚至武装干涉），则让“帝国主义”这一抽象的不平等秩序成为一种具象的政治体验。

从对中东地区民族解放斗争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延续了1949年之前的一些基本观念。它包含了从战略角度出发，超越阶级认同而进行世界范围内反帝民族大联合的愿望。中东和近东作为一个地理范畴，在1949年之后，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解放运动而再次被重新介绍给了新中国的民众。

1957年《人民日报》的“答读者问”中，便解答了什么是“中东”和“近东”的问题。这些地理观念基本沿用了当时苏联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其中，中东地区包含了伊朗和阿富汗；而近东则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也门、阿拉伯半岛上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以及巴林群岛”。同时，在习惯中，有时这两个概念会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并且有时还会包括“巴基斯坦和北非一些国家”。

虽然，中近东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也经常被使用，但是也有读者表示，这两个概念所指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处于西方，因此，不能“跟着别人称这些地区为中东或中近东”。《人民日报》的编辑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虽然在习惯上，我们“没必要反对使用这些名称”，但是“我们称这个地区为西亚和北非地区是更为准确的”。65从实际运用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正式的官方文本中，“西亚北非”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便开始成为指代“中近东”地区的正式概念。

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命名，是与对该地区的战略与政治认识密切相关的。中东被看作是欧亚非的连接点，是帝国主义“保证它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控制，维系崩溃中的殖民体系”的关键。因此，“中东人民如果取得了独立”，那么“帝国主义不但不可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残存的殖民地，而且连非洲也将保不住。影响所及，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将高涨”。66

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续了中国革命经验中一个关键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即对民族独立这一地区性革命诉求与反帝这一对世界范围内平等秩序的追求。1957年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述，其中提到，这个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67这可以被看作是从战略角度出发，对世界范围内的团结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

从实践层面，这种“人类解放”的理想对新中国的人民来说，包含了保卫和平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重要内容。

成立之初，新中国尝试通过保卫和平运动的形式与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接触。然而，直至万隆会议之前，这类和平运动仍主要在国际共产主义民主运动的框架内展开。并且，新中国早期的和平运动，基本上延续了解放战争期间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认识。其目的，在于要将“不同类型国家”的各类代表，“集合在一起，团结一致，相互学习，交换经验，建立深厚的友谊，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侵略战争，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民主，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奋斗”。68这一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成为和平运动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延续了新民族主义革命进程中对于民族团结的塑造。

在针对1952年10月2日—12日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展开的动员和宣传活动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出现在公众媒体上。69在这个语境下展开的对“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的讨论，其目的在于为战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这与受到帝国主义干涉的“伊斯兰教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目标一致。也与整个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任务相一致。70

同时，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对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案例，在与会代表的讨论中，与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斗争发生了联系。伊朗和伊拉克的代表发言中强调，“中国、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人民为争取和平与独立而进行的光荣与英勇的斗争”不单单是“鼓舞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榜样”。

中东地区，特别是“苏彝士运河”（今译苏伊士运河）、“达达尼尔海峡”等“战略动脉”，对帝国主义来说，甚至要比“朝鲜更为重要”。71此外，没有中东地区的石油，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就“不能开动”。72

因此，亚洲与中东地区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武装保卫和平的运动，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反抗帝国主义秩序，追寻“全人类的繁荣生活”的斗争过程中，极为必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