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伟 译/观察者网凯莉、马力】

在回到我任教的四川大学课堂之前的几天，当我骑着单车穿过大片荒芜的校园时，我遇到了一个机器人。这个四四方方的机器人高度大约齐我胸，长度比高尔夫球场小车略短，脚下四轮，正面有一个看似传感器的T字型装置。它从我面前滑过时，电子马达哼鸣着。于是我转过身跟在它后面，保持一步的距离。

那天是5月27日，离我上次回川大江安校区已三月有余。这个校区在成都的郊区。2月底，春季学期马上要开课了，我急着到校区回我办公室拿文件。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全国范围的“禁足”当时已持续近一个月。新冠肺炎最先爆发的城市武汉位于成都以东，相距七百英里。校方已通知教职工，至少是本学期初，所有课程教学都将在线上进行。

那段时间，看似只要离开中国就能躲过疫情，川大的一些外籍老师已经离开。美国驻华使领馆的非核心工作人员，以及留守外交官的配偶和孩子也都已经撤离。整个2月份，我在美国的亲友非常担心，纷纷发来邮件。我告诉他们请放心，我的家人安好，我们已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病例非常吓人。2月20日，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病例达到2236例。

自那之后，大家对这种流行病的看法有了变化，这个学期也变得尤为漫长。开学后的第三周，这场流行病正式被定性为“大流行”。第六周，美国死亡病例数已超过中国。那周开始，中国边境对外国人关闭，而撤离方向开始转变——在美国、欧洲的中国公民拼着命要回国，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中国是第一个遭受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回归正常生活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那对九岁双胞胎女儿复课了。第十三周，是我自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坐飞机。5月27日，也就是开学第十周，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我一路跟着这位机器人，直到它在一排宿舍前的路上停下。此时它发出了电子声：“到达站点”。这条路空无一人，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未返校。出了一条新校规：除非得到特别批准，否则任何学生返校之后不得离开。校区的每个大门都设有人脸识别的扫描机器，而且是专门适用于戴口罩的情况。那天当我走进学校，机器扫描面部时，一个门卫告诉我不用摘下口罩，自动显示在屏幕上的有我的名字、体温和教职工证件编码。但作为老师，我可以进，也可以出，这一点跟学生不同。

我站在机器人旁候着，环顾整个安静的宿舍。终于有三个学生带着口罩、拿着手机，从不同方向走来，他们每个人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密码，然后机器人弹出一个小盒子，露出里面的包裹。

图片来源：易购

其中一位学生告诉我，这个包裹是她在淘宝上买的东西。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商网站。在疫情之前，学生是从校园里的“菜鸟”仓库取包裹，菜鸟的大股东也是阿里巴巴。如今，机器人也加入了送快递的行列。这位同学告诉我，当机器人快到宿舍时就会打电话、发短信给她。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跟着机器人，以为它最终会带我去找它的主人。每当我跟得太近，喇叭就会响；如果我在前面急转弯，机器人就会停下来。当我试着朝它大喊大叫时，它没有回应。机器人时不时停下来播报：“到达站点”。然后就会出现戴着口罩的学生，手里攥着手机，径直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在寂静的校园里，感觉就像恐怖电影《疫情下的孩子们》中的一幕。

最后，机器人停在了校园远处的一个“菜鸟”仓库前。一位穿蓝色背心的工人走了出来，开始往机器人身体里装包裹。“我们现在有三个（这种机器人）”，他接着说，菜鸟工人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仓库，用机器人这种办法是为了减少与学生接触。

接着，我又骑上单车，直奔自己办公室。一路上经过一排白色帐篷，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国卫生”。其中一个隔间里，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温度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显示体温过高，这个人就会被送到帐篷里作细致检查。如果有必要，下一步是到校园诊所进行咽拭子测试。接着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儿已经放了一个给我的包裹，里面装着学校为我返校准备的一些用品：五个医用口罩，一双橡胶手套和一盒Opula酒精棉。尽管离开了三个月，办公室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给我的绿植浇水。

去年8月我来到川大，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课和大一写作课。我和家人之所以搬到了四川省会成都，部分是因为1996年到1998年间我在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担任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还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在那之后，我就没教过书了，这一“缺席”就缺了21年之久，整整一代人。

1961年美国肯尼迪总统建议成立“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美国外交政策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能重新接触到中国教育事业，我期待回到课堂见见年轻人。但当春季学期开始时，在成都中部的我被困家中，琢磨着怎么用我们系里匆匆忙忙搭建的在线平台。

中国有将近3000万大学生以及约1.8亿学龄儿童在上网课。每天大约从早上8点开始，这些用户开始登录一些平台。由于这个学期都是远程授课，流量猛增有时让这些平台不堪重负。许多小学还没有尝试互动式课堂。我的两个女儿艾莉尔和娜塔莎，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三年级。她们的老师在网上发布了一些短视频课程，家长们可以随时连网、随时播放。

我在中国认识的老师没人在用Zoom软件这种让每个人都出现在屏幕上的美式授课方式，我们的学生是隐身的。如果你打开摄像头，画面只能看到老师，尽管这样也会有些问题。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刚开始时，我试着直播一节课，但是系统卡顿了很多次，我只能放弃了。之后我避免用视频。每周我都会准备一些低像素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然后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打字进行交流。

在三个班里，我教了大约60个学生，其中只有一位我见过本人。我常常会让某位学生打开自己的麦克风，逐渐能把声音和名字对上号。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取英文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与外界接触还很少时，我们满教室都是中国狄更斯式的人物：叫“黛西”的是个高个子男孩，叫“椰子”的是个漂亮女孩。二十年后，我还留着一些学生的照片：长着雀斑的“懒汉”，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黄黄”，还有瘦得像一个四川稻草的“房子”。那时候，中国农村的人把拍照看作一件严肃的事，大家站得正儿八经，很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