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美抗疫表现的不同还与教育和努力程度有关。抛开中国学校教育中所涉及的政治理念不谈，中国的这套制度的确是引导人们尊重科学的。

此外，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观，社会因此变得更加欣欣向荣且，并未丧失向上攀登之志。25年前，我教那些的年轻人都在渴望脱贫的驱动下刻苦努力；如今，我教的这些来自中产家庭的孩子们同样十分勤奋，因为他们身处的环境中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这些品质是抗击疫情的完美武器，至少在政府机构的组织之下的确如此。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对疫情的回应则被动消极得多，即便是那些看清问题严重性的美国人也认为只要遵守隔离令并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就足够了。若要希望控制住疫情，美国需要进行积极的、有组织的抗疫工作，而且需要有强有力的机构在其中发挥指导作用。

不过，手足无措的美国领导人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他这么做甚至会带有一点种族主义色彩，“功夫流感”、“中国病毒”这样的说法被发明出来就是证明。中国政府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抨击的回应贯穿了整个春天，但这种外交紧张局面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并未造成影响。中国人对我依然很友善，人们经常对我说，政府之间的问题与两国百姓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确实很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学校2000多名学生里仅有的西方面孔。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一家在成都感到越来越孤立了：我所相识的大部分美国人都离开了，成都街头的外国面孔已变得十分稀少。到了5月底，我的双胞胎女儿告诉我和她们的妈妈，她们班上有个男同学说了一些反美的话，但我们什么也没跟老师说。女儿班里的几乎所有同学对她们俩都很友善，不过随着各种新闻报道不断出现，零零星星的反美情绪看起来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记得黑人弗洛伊德被杀的那周，美国新冠死亡人数逼近10万，女儿的老师很快作出了回应。那是个周一，老师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用中国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科学、教育和个人努力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那位老师还介绍了前一周马斯克在加州的公司是如何将一枚载人火箭发射升空的。在故事的结尾，她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第16周，我终于回到了教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有传言说本科生将要像其它省份那样返校。但最终决定还是要由地方政府作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疫情再次爆发，地方官员是要被问责的。四川大学似乎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风险。不过，高年级学生被召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了，同时返校的还有一些有特殊原因的学生，但大部分低年级本科生被要求继续留在家中。我是很失望的，我本以为可以见到我的学生们，但最终我的一年级学生没有一个返校。

最后，这一切成了一场带妆彩排。校方引进了发热检测帐篷、快递机器人和人脸识别扫描仪，不过我觉得校方很可能是在为秋季学期开学进行系统测试。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他们很担心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中国人似乎对现状并不满意。“目前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长期解决方案。”

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则表达了对缺乏社交距离的担忧，他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没有居家隔离那么激进但比戴口罩更加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疫情。“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疾控中心里有些聪明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

返校后的第1周，只有4个学生出现在非虚构写作课上，他们是瑟琳娜、艾米、方顿和西叙福斯。这就像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室，我们5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同时耳机和麦克风也把我们与其他同学连在一起，当时其他同学仍然分布在中国各地。每个回来的学生都有自己回来的理由。艾米是唯一一个家在农村的学生，而且跟瑟琳娜一样，她已渐渐厌倦了嘈杂拥挤的家庭环境。方顿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需要尽快去校医院看牙。而西叙福斯正在读大四，他被要求返校参加考试。他刚到的时候还戴着口罩，但他看其他人都没戴，就把自己的口罩也摘了。

西叙福斯个子很高，头发有点卷，他说今年秋天会去上海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看起来似乎大部分大四学生都要去读研，政府对学术研究生进行了扩招，这样可以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以前在线上授课的时候，西叙福斯非常腼腆，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名字的来历。不过这一次我当面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的脸有点红，解释说他在高中就起了这个英文名字，因为他喜欢希腊神话。“那你的那块大石头在哪儿呢？它在高处还是低处？”我问道。“它在中间。”西西弗斯用手在胸前位置比了比。

我经常会想：2020年春天的经历对于这一代“新冠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离历史这么近，而且我正在报道它，”瑟琳娜在一篇作业中写道，“我想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做些记录了”。她说，跟居委会打交道的时候，她看到政府官员和警察共抗疫情，这也让她对上学期进行的调研重新展开了思考。她意识到，这些忘我奋斗的社区人员，正是此前“被”转变来针对（had been turned against）基督徒和同性恋群体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此前只是恰好站在了不同的立场，有时身处某种矛盾境地当中。”瑟琳娜写道。（译注：此处何伟并没有给出“针对”特定人群的具体事例，但用了语言技巧，以被动态暗暗指责改变这些“好人”的力量，谨供读者甄别。）

在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传来的各种声音进行互动。我知道，这种交流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学生已经放弃赴美读研。今年7月，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之后，中国做出的回应是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中美关系的裂痕将会长期存在，而且这两个国家正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轨道中：7月初，美国两天里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就已经比中国的确诊病例总数还要多了。

一个中国年轻人从这场危机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很可能与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完全不同。在我的学生们完成的最后作业里，很多人都表达了他们对政府的信心。从牛津回到上海的江熹霖对我说，他也注意到了复旦精英群体出现的心态变化。“甚至我那些最喜欢批评自己国家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有信心了”，江熹霖说。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我问学生们对未来如何打分，最悲观是1分，最乐观是10分。把已经发生的：中美关系破裂、新冠疫情爆发、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50万人都考虑在内之后，他们给出了7.1分的平均分。

第17周，只有3位同学参加了非虚构写作的最后一堂课。西叙福斯已经离校了，跟其他大四毕业生一样，他提前办理了离校手续。不知通过什么方式，瑟琳娜、艾米和方顿知道了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他们策划了一个令我感到很意外的生日会。快递机器人送来了气球、彩纸屑和可以拼出生日快乐的字母。此外他们还订了一个蛋糕和一份冒菜，外卖送到了学校门口。瑟琳娜把远在外地的同学们的祝福话语和照片都打印了出来并装订成册送给我。学生们的话语中体现出了一种中国式的自谦。“感谢老师阅读我的拙作（也就是对您的折磨）”，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过去4个月里，我通过学生们的声音、文字和调查项目认识了他们。现在，在这本装订成册的生日祝福里，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在河北省调研了酒商或奶商的凯茜、去过西安女同性恋酒吧的伊莱恩，以及关注成都银行经理的弘毅。我注意到了照片上的一些细节：帕特里克戴着眼镜，多恩留着齐肩长发，美乐蒂与自己的狗站在沙滩上……在照片里，每一位学生都在微笑，他们自然舒展，已经与旧时代中国人在照片里的样子完全不同了。我多么希望我们已经见过面，但只要知道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生活着，我也感觉很开心了。

（观察者网凯莉、马力译自《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