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自我隔离中走出来时，我让学生写一个人或一家机构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的。在南京周边，安迪的家人认识一个经营呼吸机工厂的人，所以他去这家工厂考察了，了解到该厂家产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东北辽宁省，莫莫研究了一家销售量大幅下滑的国有烟草公司。有报道称，在疫情隔离期间，美国的烟草使用量有所增加。但中国人吸烟通常是为了社交，比如在宴会和晚餐上点燃香烟，并以盒装香烟作为礼物。这家烟草公司的会计告诉莫莫，他们在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之一就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发放口罩和消毒液，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这都是一种公共卫生的新视野。

我喜欢来自不同地方对生活的一瞥。在西安，伊莱恩去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注意到酒吧老板给一些啤酒进行温热，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女生喝冷饮不好。西叙福斯讲述了一位药剂师，他谈了如何规避政府关于禁止哄抬口罩价格的规定，尽管他的责任感让他没这么做。弘毅跟踪报道了成都一家国有银行，向信贷经理了解一项允许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申请延期还款的新政策，弘毅称有370人打电话给这位经理询问这项政策的有关情况。这个分行批准了22位客户的延期还款申请。在另一家分行，所有申请人都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从经济层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似乎得靠自己。今年4月，中国出现了经济收缩。但刺激政策仍然保持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那样向许多公民直接“撒钱”，而是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允许商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商贩在90年代很常见，在那之后开展了城市管理整治的工作。现在，各种摊贩突然又出现了。每到傍晚，小区周围的人潮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成都。

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是从工厂或其他行业的低层岗位上下岗的。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也经常发现他们的薪水降低了。今年5月，当我飞往杭州时，国航的一位空乘对我说，她和她的同事现在是按飞行时间拿工资的，而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工资——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飞行员来说，减薪幅度可能更大：一位为海南航空的男飞行员告诉我，有那么两个月他的工资不到正常工资的10%。我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谈话经历，但人们通常会说他们还好，因为有一定储蓄。

与此同时，他们对稳定性的期待也比较低。中国的中产阶级才刚刚崛起，还没有自满的资本，这也是他们存现金的原因之一。他们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变化。一位来自河北省名叫凯茜的学生记录了一位经营着小企业的创业家，他最开始是做酒品销售。2012年，中共禁止使用公款宴请和其他娱乐活动消费，作为全国反腐运动的一部分。之后，这位陈老板的企业销售额直线下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陈老板转向了一种“不易腐败”的产品：牛奶，成功转型成为一位牛奶经销商。但随后爆发了新冠状疫情，一切又推倒重来了。陈老板和他的配送团队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每天十个小时的跋涉，与沿途每一家商店的老板交谈。他推出了一系列巧妙的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对凯茜说：“事实上，我非常感激这场流行病。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可能不再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改变公司的名称——公司名里一直有“酒”字。凯茜问，对于卖牛奶的，这个公司名是不是个问题。陈老板说，“他们不看你名字是啥，他们看你具体卖啥。”

当政府认为人民总能想到赚钱的办法时，他们采取的公共卫生手段会截然不同。留给个人的选择余地很小，但也很少让个人承担责任。隔离措施得到了严格执行，任何受感染的人都被立即从家中带走，然后在公立诊所进行隔离。到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不论国籍，都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隔离。

中国海关疫情防控工作包含人员分流、体温检测、采送样、卫生处理等10多个岗位，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我偶尔会在官方公告中看到表示社交距离的中文术语“安全距离”，但我从没听人口头说过这个词。当然，这在公共场合基本没有实现。隔离结束后，地铁、公交和火车很快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坐的是飞机，机型是空客A321，机舱里185个座位都坐满了。当我采访企业或外交人员时，我们互相握手，就像疫情之前那样。行人还是在街上吐痰。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戴口罩仍然是强制性的。除此之外，在与人接触方面几乎没有改变。

我女儿上三年级时，班上有55名学生。开学后，人数减少到54名，一个女孩和家人去塞浦路斯度假，结果被困在那里。有人尝试过把课桌分开，但是在一个规模本就不大的教室里要坐下这么多人，说要保持距离，也保持不了多远。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通道进入学校。走廊上的标语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到学校，我们能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

保护我和你是可能的。

最初，学生们戴口罩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在第一堂音乐课上，我的两个女儿学到了如何戴着口罩去吹奏长笛——只需把口罩下沿掀上去然后把笛头放在嘴里即可。我还看到一些老师把与便携音箱相连的麦克风别在了口罩上，这样他们就能戴着口罩讲课了。

不过到了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门宣布低风险地区的学生可以不必再戴口罩上课。一些老师在讲课时开始不再戴着口罩，不过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还是没有摘下口罩。此外，我发现孩子们在午餐时间为废弃的口罩找到了新的用途：他们把口罩翻过来放在餐桌上，然后把骨头等食物残渣放在上面。

女儿的学校里对洗手有固定的时间安排。而且每天下午，校园广播里都会响起“测体温时间到了”的提示。事实上，女儿们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第一次是从早上6:30开始的，家长们会准时在班级的家长微信群里通过“接龙”方式报告自己孩子的体温。家长们会把自己孩子的姓名、学号、体温发在群里，并以“身体健康”结尾。第一个家长写完之后，另一个家长会接着写，一个接着一个，我的手机每天早上都会显示60多个家长群未读信息。到了差不多8点左右，老师便会催促还没有参加“接龙”的家长：“某某的爸爸，请尽快接龙！”

其实，我对参加这种“接龙”是有一点惧怕的。每天早上，我都要在手机APP上完成好多麻烦的任务。比如，我每天都要填写一个表格交给川大，其中要列出我当时的体温、居住的地点、过去14天里是否曾与到过湖北省武汉市的人员有过接触。如果到中午还没有完成这个表格，一位行政人员就会不辞辛苦地发来一个礼节性提示。比如4月11日中午12:11我就收到了一条这样的信息：“嗨，何伟老师，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此外，我每天早上还必须扫描两个女儿健康报告上的二维码。有时候我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会觉得有些怪异：在开始“接龙”的第一个月里，我在家长群里共收到了1146条女儿同学的体温信息。

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切实发挥了作用呢？一些流行病学专家曾对我说，体温检测虽然有一定作用，但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控制疫情的工具。而且他们认为，通常来说社交隔离对控制疫情而言比戴口罩更加有效。但一位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对我说，大家的确应该戴口罩，虽然在戴口罩作为一种防疫手段的有效性方面，他还没有获得任何数据。缺乏这种数据的原因在于，戴口罩的同时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在采取居家隔离措施之初就开始要求人们佩戴口罩，所以实际上，中国在控制疫情时并没有指望口罩能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在疫情扩散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国从未允许当地居民进行自由活动，他们实际上是希望戴口罩、社交隔离和良好的判断力能够共同发挥作用，阻断疫情的传播。

中国应对疫情的策略主要是进行强制性隔离，直到病毒传播链条被彻底切断。成都的小学从未采取过那些有效同时也更加大费周章的措施，比如压缩课堂人数、改造学校设施、进行户外教学等，其原因就在于疫情并没有在成都获得大范围传播。我观察到，政府并不相信普通民众会在隔离期间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过与此同时，政府对各抗疫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是极为依赖的。

我的好几个学生（包括瑟琳娜在内），都调研了自己老乡的居委会。瑟琳娜发扬了她一贯的顽强作风——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周花两到三天走访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在疫情爆发前，她几乎没注意到那些基层组织的存在。她觉得那些组织就像是处于休眠期的古老生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政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居委会在那时的地位是很突出的。不过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居委会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中变得有些可有可无。

但居委会的确在此次疫情中变得更加重要了。在政府的资助下，居委会聘用了一些合同工，其中包括那些不得不停业的小商店的店主。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单，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协助开展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不过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犯下错误。

据瑟琳娜的描述，今年1月底，一位干部被指定负责一个有1136户居民的小区。在两天里，他和同事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半夜，一直在爬楼、敲门。但他们却漏了一户：那户在敲门时没人回应，他们没有留下便条，也没有在过一段时间后回访。

不过很快他们就不再犯此类错误了。瑟琳娜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相处时发现，他们的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岗位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清楚疫情的严重性。据中国媒体报道，共有53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岗位上殉职。不过，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失职而受到惩罚或被辞退。上面提到的那一位漏查居民的干部就是其中一例。那位干部告诉瑟琳娜，那户被漏掉的居民恰好是小区里唯一的感染病例，我们叫他“小刘”。在工作人员敲门时，小刘正在洗澡。

在一周前的一个聚会上，小刘跟一个DJ聊了很久。他后来得知，那位DJ被一个从湖北来的人传染了。35岁的小刘仍然单身，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密切接触患者后的行踪细节被公布在一个政府微信公众号上。在中国，病毒携带者的旅行史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可以轻易获得的信息。小刘的旅行史表明，在被感染（他自己对此并不知情）后的三天里，他去过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房、三个加油站和六家餐厅。小刘的口味很杂，他去过煎饼店，也去过牛蛙和鱼头餐馆。他接了一位黄姓朋友，然后去见了他年长的父母。他去过工作单位，还感冒过一次。感冒之后，小刘去了几家药店，他又去接了一个李姓朋友，然后第二次去看了父母，随后他又去了另一个聚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里，小刘行踪细节被完整披露。他真是个一刻也不停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