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详细的信息都是由在中国疾控中心指导下工作的追踪员整理的。中国大概有3000个疾控中心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都有100到150名工作人员。在武汉，大约有一万名追踪员，而且在中国超过80%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些追踪员大概被分成5到7组，每组由一位接受过正规公共卫生训练的人领导。其他组员可能没有公共卫生行业背景，但他们出自同样注重细节的教育体系，而他们通常对当地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很多追踪员为居委会或公安局等政府机构工作。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许多追踪队，与此同时中国疾控中心也聘请了具备专业知识的其他人员。

在上海，一个名叫江熹霖的24岁小伙子被安排在中国疾控中心和盖茨基金会的好几个项目里工作。小江正在牛津大学读博士，已经是第三年，他的研究领域是基因制药与统计学。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深造。3月初，小江对英国盲目自大应对疫情的措施感到忧虑，于是请求导师允许他回中国进行在线学习。“他们都觉得我那时回国真是疯了”，小江对我说。

在上海，小江协助疾控中心建模、编程以及撰写建议。“第一个周末，我周日夜里12点接到了一个电话。没有人会说：‘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的建议写好了吗？’我说：‘还没有’，然后他们说：‘我们明天中午之前需要这份报告。’”小江很快就对这种要求感到习惯了。此外，小江还发现，如果深夜电话打通了但没有人接，这通常意味着电话那边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人开始回国。知道这些人的旅行史会很有价值，所以小江写了一份建议，请求旗下拥有微信的腾讯公司提供这些回国人员的IP登录信息。“他们以数据隐私为由拒绝了我”，小江说。他被告知，腾讯公司反对以这种方式使用其数据。

有一次，我和小江在上海吃晚饭，他向我展示了两部手机是如何通过蓝牙互相感知到对方的存在的。这种技术可以被用来确定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在疾控中心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小江的同事建议使用这项技术。但她的想法被很快遭到了否决。“他们说，‘这违反了信息保护条例，我们不能这么做’，这还真让我挺惊讶的”，小江说道。

这让我也感到非常惊讶。考虑到那么多铁腕隔离政策，我本以为政府会动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去抗击疫情。但看起来，一些大科技公司对此进行了抵制。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可以用来监视、控制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但这种技术工具远没有韩国或新加坡开发的成熟。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手机系统开发的病毒报警手机应用已经被数百万人下载，而这种应用就是通过蓝牙来确定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的。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健康码”在记录一个用户的地点变更时，依靠的主要还是人工数据：一个用户用身份证在机场值机或他的车牌在一个收费站被拍下来都是这种情况。

一位来自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一个科技发达的中国城市已经在着手开发一种功能更加强大的追踪技术，它可以把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从而能够向任何与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人发出警报。“但那套系统从来没有投入实际使用，即便在那个城市里也没有”，这位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说，“由于涉及数据隐私问题，政府部门不可能批准其投入使用。”

他还指出，这种手机应用其实是通过发射手机信号的通信铁塔，而不是更加精确的GPS数据来追踪人们的旅行史的。“你可以说，对抗新冠病毒最有效的还是那些老办法”，他继续说道，“这些办法在50甚至70年前就存在，从未变过。”中国疾控中心的规定，无论什么时候发现新病例，哪怕是在深夜，都必须立即电话通知追踪员。追踪员只有8小时去完成追踪工作。

到了6月，北京连续56天没有出现本地确诊病例之后，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突然出现疫情。那位来自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新发地市场之前一直管理得很好：人员必须佩戴口罩，任何人进入市场都必须出示健康码并测量体温。可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300人被感染，而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此次爆发的初期发现苗头。

该市场的第一个病例是一个50岁的男子，他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去一家医院要求进行病毒检测。这是老办法显灵的又一个例证：中国政府向民众的公共宣传非常有效，这个男子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而且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去了医院，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传染给他人。后来，政府封锁了北京的部分地区。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北京完成了1200万居民的核酸检测。北京的检测能力是每天40万人。

中国多地核酸检测从采样到拿到检测结果只需一天，图片来源：大众网海报新闻

“一些地方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新发确诊病例，最近却突然爆发疫情，这说明新型冠状病毒很难完全被消灭”，香港大学药学院院长梁卓伟告诉我，“这种病毒会在超级传播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疫情可能会出人意料地爆发。”

4月下旬，开学第9周，我在新生班与大家一起讨论写作作业。快下课时，我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写道：“你能谈一谈现在美国的情况吗？”

整个学期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给我和学生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了阴影。开学第3周，一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表示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第4周，特朗普开始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第6周，美国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之后，美国的数据开始出现激增；第10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的10倍；到了第15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的20倍。第16周，我在非虚构写作课上讨论了《时代》周刊驻北京撰稿人张彦（Ian Johnson）一本书的节选。我告诉同学们，张彦的签证已经在第4周被拒。这是两个政府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一种表现，最后局面甚至发展到了互相驱逐记者的程度。

到了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一些学生的文章里提到了佛洛伊德（Freud）之死，最初我还有点不解。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有学生读到了中文媒体关于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的报道，然后通过汉译英翻译软件把两个英文名字搞错了。

尽管人类已经有了这么多科技进步，但距离还是会产生影响，在线教学与面对面交流还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渴望能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已经尽己所能介绍清楚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学生们还是对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发表意见非常谨慎。记得90年代我在中国任教，每当谈到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以及中国的一些贫困状况时，我会非常依赖对学生面部表情的观察来调整话题的方向。而在网络授课时，我什么也看不见。

在今天这个更加繁荣的成都，人们在面对面聊天时，不愿意触碰的敏感话题已经少得多了。人们会嘲笑特朗普，在他们眼中，特朗普是个不值得认真看待的人物。随着春天慢慢过去，人们在谈话时往往会得到一个标准结论：此次疫情证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胜过自由，而美国人却正相反。

我其实并不喜欢这种太过简化的论述，成都人没有提到武汉在初期是否有掩盖疫情的情况，也没有提到香港、新疆的局势，更没有提到还有好多民主国家在处理危机时的表现其实比美国要好得多。我一直在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抗疫的失败其实并不是反映了美利坚的民族性或价值观出了问题，而是反映了一种体系的崩坏，即领导力的危机和制度的结构性危机。

其实，中国的许多抗疫做法是无法在美国或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付诸实施的。在中国，严格的个人隔离措施同样适用于儿童，即便那个儿童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也要与父母隔离。

前面提到的那位上海流行病学专家也曾在美国工作过。我问他美国可以在哪些方面向中国学习。他脱口而出：“社区参与”。我对他说：“美国没有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美国很有必要找到能够发挥类似作用的组织”。他指出，如果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那么就有可能发挥类似中国居委会一样的作用。

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詹妮弗·纽佐（Jennifer Nuzzo）对我说，追踪感染者的旅行史在美国已经是一门“失传的手艺”。“我们曾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进行过研究，发现当时并没有做什么密切追踪的工作。密切追踪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很难进行，公共健康事业因此受到了巨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