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当施米特于1950年出版《大地的法》的时候，波兰已经再度复国，其西部边界向西移动，将1939年之前原属于德国的部分领土纳入，而东部许多领土已经归属苏联。德国已经分裂为两个国家，东德被纳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西德则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一个称霸全球的欧洲早已一去不复返，甚至连一个自主的欧洲都已经不可得。从德国的历史经验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施米特对于19世纪“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的怀念。在那个时代，德国在统一不久后即成为欧洲大陆最强的工业国家，对英国的霸权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而19世纪的战争法未从道德上歧视“敌人”，并有一系列规则限制战争的规模，这对于德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即便冲击欧洲霸权失败，在那样的战争法下，德国或许仍然可以期待维也纳会议列强对法国的温和处置方案，仍然不失为欧洲顶级列强。

施米特对于19世纪“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的怀念，暗含着以德国的经验为欧洲的普遍经验的立场。但一旦我们引入波兰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德国经验的普遍性便大打折扣。在施米特怀念的时代，他所赞许的“有限战争”并不排除对一个国家的瓜分和毁灭。在18世纪，当波兰努力克服自己的中世纪特征，推进国家建设的时候，它被周边三大列强瓜分，沦为埃德蒙·伯克笔下的那个“月亮上的国家”。在施米特的叙述中，那个被瓜分的波兰还不足以构成国家，它的等级制王国特征，使其在领土型国家的包围中，形同一片开放的空地。要确立政治空间的同质性，就需要驯化波兰这样的异质成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也许波兰确实属于欧洲的上一个时代，但它毕竟是努力地向列强的制度靠拢。然而越靠拢，引发列强的反弹更为激烈——很显然，列强不允许波兰通过学习它们走过的道路，成为新的列强。“欧洲公法”的基础是欧洲顶级列强之间的政治空间划分，而这些列强将自己当下的器物、制度与文化成就普遍化，界定为“文明”的标准。那些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族群就成为歧视乃至征服的对象，甚至歧视乃至征服都被包装为文明的“教化”，不仅在海外殖民地如此，在欧洲内部也会如此。

瓜分波兰的三国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成为“五强共治”结构中的三强，又进一步固化了对波兰的抑制。当沙俄因波兰人的反抗而取消附庸国“波兰王国”的自治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可以对波兰人表示同情，却不愿意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因为现行欧洲国际秩序，正是以对波兰的瓜分为基础的，支持波兰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意味着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于是，波兰的解放，最终离不开“大国协调”结构的崩溃。马克思与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主张波兰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相互支持。而“大国协调”结构也并非无懈可击，随着民族原则逐渐盖过王朝政治的原则，列强之间的争斗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战争。瓜分波兰的三国在一战中同时被削弱，当战胜国重新安排战后秩序时，波兰获得了复国的机会。然而，“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也终结了。因为现在不是“欧洲决定世界的秩序”，而是“世界决定欧洲的秩序”。[54]

《大地的法》中讨论一战之后的部分对波兰完全没有论述。施米特关注的焦点是美国与其他欧洲列强如何修改了近代经典的国际法规则，从而使德国承受了屈辱。而波兰从复国到再次亡国的复杂命运完全不是他的关注点。在他于1939年着重阐发的以“大空间”为基础的新国际法理念中，并没有波兰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在希特勒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中，施米特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反对者。不过，他对国际联盟的分析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波兰的好运未能持续很久——与维也纳体系“五强共治”的结构不同，国联并没有建立一个具有基本“同质性”的秩序，列强根本没有就彼此的政治边界形成稳定的共识；一战后的国际体系支持了波兰复国，但并没有一个保护它的顶层架构。波兰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国际秩序的断裂带上，而波兰政府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种种盲动，使波兰在国际秩序重新大变动的时候，重新坠入灭国的深渊。波兰，既是“欧洲公法”祭坛上的牺牲品，也是国际失序时代的被碾压者。

既然中国晚清士大夫对波兰是如此关注，我们在此不妨将波兰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做一定的对比。波兰进入晚清士大夫的视野，原因在于甲午战争之后朝野对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担忧。1897年德国占领胶澳之后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增大了朝野对于中国被“瓜分”的恐惧，进而促使光绪皇帝启动戊戌变法。而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更使得“瓜分”看起来迫在眉睫。然而列强之间相互牵制，同时担忧直接统治中国的成本过高，“瓜分”并没有发生，列强最后索取了高额赔款，并彻底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在20世纪初，对“瓜分”的恐惧还贯穿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争论之中。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中，革命也没有如立宪派预测的那样招致“瓜分”，英、美、德、法、日、俄六强相互牵制，最后选定袁世凯作为列强利益的代理人，出任民国领导人。[55]而这些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是，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从总体上要优于波兰。中国远离欧洲与美国，并非全球霸权的兵家必争之地。对西方列强而言，从中国攫取更多利益，可以锦上添花，但中国并不是哪个帝国的生命线，需要以全力来争夺，当欧洲形势吃紧的时候，欧洲列强就可能减少在中国的资源投入。也许中国对日本更具战略意义，但其时日本尚未消化朝鲜半岛，虽已在中国东北确立势力范围，尚谈不上对中国展开大规模侵略。

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总体上优于波兰。然而施米特所赞美的建立在瓜分波兰基础的“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意味着深重的压迫。近代欧洲国际法是等级性的，它可以完整地适用于欧洲“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但碰到中国这样的列强眼中的“半文明国家”，就要大打折扣。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经试图推行“以夷制夷”的方针，然而欧洲列强之间的政策协调，远超清廷官员的想象。比如说，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百年“大博弈”，但仍然能够背着清廷，私分中国的帕米尔。如果列强在对华政策上保持协调，中国就会面临着一道铜墙铁壁。同时，19世纪欧洲的“文明等级论”也在中国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士大夫对号入座，将中国视为“半文明国家”，需要模仿列强进行自我改革，以求跻身“文明国家”，而日本被视为一个成功的榜样。[56] 但一旦日本跻身列强，也就成为铜墙铁壁的一部分，阻止中国通过自我改革上升为列强。[57]

一战终结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协调体系，也终结了“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欧洲列强的相互厮杀令国人目瞪口呆，“文明等级论”的说服力一落千丈，而处于战争中的欧洲列强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也使中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了国家地位上升的可能性。当然，“大国协调”的破裂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列强对于日本的原有制约弱化了，日本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一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体系性紊乱，也给了日本进一步侵华的机会。而且，日本也从美国的门罗主义获得启发，其侵华的理论从20世纪初的“亚洲门罗主义”，进一步过渡到“大东亚共荣圈”，而这同样是一个区域霸权理论，而非普世霸权理论。[58]

同样是本区域霸权力量的受害者，中国与波兰的命运差别在于：第一，中国具有巨大的内陆战略纵深，当日军占领中国东部，兵力分散，后勤吃紧，就很难再持续原有的攻势；第二，中国也拥有比波兰更为强大的本土抵抗力量，尤其是具有惊人耐力的敌后游击队，扎根于土地与民众，切割日占区并围困日军据点，最终迎来国际战局的根本性转变，自主解放大部分国土。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施米特在《大地的法》所怀念的“欧洲公法”时代正规军之间的“有限战争”，而是包括了游击战的“全面战争”。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写作《游击队理论》的时候，施米特才反思自己在《大地的法》中的战争法论述，认识到中国的游击队理论与实践对于一个弱小国家反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意义。[59] 此时的德国不仅分裂，而且东西两部分都在政治上缺乏自主性。没有这种弱者体验，施米特或许并不会如此集中地将目光投向中国。

综上所述，波兰是施米特所怀念的“欧洲公法”时代的祭品。在施米特篇幅极短的波兰论述中，波兰是一个不规则乃至异质的存在，它在欧洲建设领土型国家的时代被牺牲，从而为“欧洲公法”在欧洲内部的全覆盖准备了条件。施米特的论述忽略了波兰在18世纪的国家建设努力，但洞见了从18世纪末期到一战的欧洲国际体系与波兰的民族独立之间的紧张乃至对立关系——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必然会同时冲击领导欧洲国际秩序的三大强国，进而动摇整个欧洲国际体系，因而基于列强均势与协调的欧洲和平，也必然以压迫波兰民族为代价。在19世纪末，当梁启超、康有为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将欧洲之外的中国与欧洲之内的波兰相类比时，他们正确地看到了双方在19世纪国际秩序之下的某种连带关系，只是他们高估了“欧洲公法”秩序的开放性，仍期待中国能在不改变国际体系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成功的内政改革跻身列强。而真实的历史进程是，无论是波兰还是中国的民族解放，都得益于“欧洲协调”体系的终结与欧洲列强在世界大战中的相互削弱，施米特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借助波兰的境遇，准确把握中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弱势位置。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波兰邻国德国的理论家，施米特从“欧洲公法”到“大空间理论” 的论述中，均缺乏波兰的自主位置，这一事实更可从反面帮助今人理解现代波兰何以屡屡倒向本区域之外的大国，从而站到形形色色的欧洲式门罗主义的反面。今日的波兰仍然处于德俄之间的国际秩序断裂带上，欧洲的区域秩序仍在持续演变中。在欧洲与中国不断走近的今天，理解过去的区域秩序演变历史，有助于今人以史为鉴，更冷静地思考中国与欧洲共同的未来。

（本文以“从波兰问题反思卡尔·施米特的欧洲国际秩序论述”为标题，发表于《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