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欧洲公法”时代的波兰：复国与再度亡国

“只要世界历史还是开放的和运动的，没有停滞、僵化（终结），或者说，只要全人类和各民族不仅有过去，有未来，一个新的法（Nomos）[39]就会出现，作为新的世界历史事件的宣示书。因此，对我们来说，法是关于空间分配的基本进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要，对于共同生活在这个也已被现代科学测量过的地球上的人民来说，它意味着实现了秩序与场域的结构导向性结合。”[4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次彻底打破“欧洲公法”之中的“文野之分”的战争。欧洲列强将海外殖民地有色人种编入军队，在欧洲的土地上大打出手。这既违反了欧洲本土与殖民地的空间划分，更突破了19世纪战争法中的诸多保证“有限战争”的规定。这在施米特看来，是欧洲公法秩序的堕落。一战终结了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国际公法也不再是欧洲“文明国家”身份的标识。维也纳体系崩溃了，波兰复国的希望，却由此而重燃。

在东线，俄国与德、奥分属协约国与同盟国，为了争取波兰人的支持，三国都提出了让波兰人民享有自由和独立的口号。[41]到了1917年，事态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给参议院的咨文中提出“应当建立统一、独立和自主的波兰”的主张，接着“二月革命”爆发后的俄国临时政府宣布的对波政策是允许成立独立的波兰国家，条件是要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而在德奥占领区，德奥两国统治者也对波兰人作出让步，建立了“波兰王国摄政委员会和政府”。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随后承认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并于1918年8月废除了前沙皇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签订的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和文件。这迫使协约国与美国跟进，明确支持波兰的复国。[42]随着德国与奥匈帝国败局已定，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1918年11月18日，波兰形成以毕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为领导人的联合政府。

一百多年来，波兰民族主义者一直试图恢复1772年第一次被瓜分之前的疆界。毕苏茨基的判断是，西部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列强的态度，但东部边界则可以趁着俄国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依靠波兰自己的力量加以重新划定，于是出兵立陶宛、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与苏俄红军形成对峙。1920年4月25日，波苏战争爆发。波兰恢复历史边界的尝试受到极大挫折，但苏联借反攻波兰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也未能成功。1921年3月18日，两国签订里加和约（波兰语：Traktat Ryski），西白俄罗斯与西乌克兰被并入波兰，这一边界保持到1939年9月17日。 在西部，协约国与美国在边界的划定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波兹南军民的反德起义对于该地被划入波兰，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协约国将居民大多为波兰人的切欣地区西部划给捷克斯洛伐克，引发了波兰的不满。

维斯瓦河的奇迹：1920， 作者：Jerzy Kossak

波兰的复国是以削弱德国与俄国为基础的。随着德国与苏联力量的逐步上升，波兰的地缘政治困境很快浮出水面。德国执政精英对波兰具有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而波苏关系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苏共将波兰视为西方国家进攻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跳板。由于波兰执着于恢复其历史疆界，与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国关系也比较紧张。波兰内部也存在可以被相邻大国利用的民族整合问题。波兰自身实力不足，只能寄希望于英国与法国的支持，然而，这两个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在对波兰政策上思路却非常不统一：法国将波兰作为牵制与削弱德国的力量，在各种场合支持波兰的诉求；英国却将法国视为安全威胁，利用德国来平衡法国，而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国，就变成英国以德制法策略的障碍。在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Locarno Conference）上，德国获准加入国联，而法国外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希望列强共同保证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主张，却未被列强接受。德国政治地位上升之后，对波兰发动了“关税战”，并在波兰德意志侨民中传播复仇主义的情绪。在德国压力下，波兰与苏联改善关系，于1932年签订了《波苏互不侵犯条约》。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波兰采取了两手策略，1934年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腾出手来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波兰执政精英对于德国与苏联都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但在当时对苏联更加提防。面对正在中欧扩张的德国，波兰执政精英倾向于相信，因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没有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对波兰的刻骨仇恨，因此，德国对波政策有可能趋于缓和。[43] 波兰军队总司令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Edward Rydz-Śmigły）当时说的一句话也许能够集中体现当时波兰执政精英的心态：“德国人可能会让我们失去自由，但俄国人会让我们失去灵魂。”[44] 出于这样一种误判，波兰反对苏联提出的建立东欧集体安全体系以防御德国入侵的建议，甚至在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趁火打劫，占领其主张的切欣地区西部，同时也借机在立陶宛扩张。[45] 但在完成中欧扩张之后，希特勒却背着波兰，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附有瓜分波兰的密约，波兰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1939年9月，希特勒出兵波兰，英法没有给予波兰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援助。而苏联也趁机出兵波兰，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波兰军民抗击36天，最终未能避免灭国的命运。

波兰在1939年的再次亡国与18世纪的三次瓜分，是否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呢？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并无进一步的分析。但他对于一战后国际秩序的猛烈批判，也许隐含了对波兰命运的看法。在施米特看来，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体系，相比于在一战中终结的那个体系，更缺乏规则与秩序。在巴黎和会上，美国与日本这样的非欧洲国家在政治空间的划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不是“欧洲决定世界的秩序”，而是“世界决定欧洲的秩序”。[46] 但巴黎和会决议建立的国联体系，从根本上缺乏内在的同质性。国联的倡导国美国没有加入国联，却能够遥控一系列美洲成员国来影响国联内部事务[47]；英国与法国对欧洲秩序的安排具有非常不同的思路——法国努力削弱德国，而英国却利用德国来牵制法国。[48] 在施米特眼里，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俄国已经自外于欧洲。苏俄一开始被国联排斥在外，但不久之后，苏联却加入了国联，甚至成为国联的常任理事国。这更令人对国联基本的同质性充满疑惑。[49]

大国之间对于政治空间划分缺乏政治共识，其结果就是秩序的极端紊乱。但欧洲国际秩序的紊乱对于波兰的影响而言，不可一概而论，有时候是机会，有时候是灾难。从施米特的视角来看，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中，俄国与普（德）、奥、英、法同属于一个具有一定同质性的欧洲秩序，相互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协调，而这种同质性的达成，恰是以牺牲具有一定异质性的波兰作为前提的。只要维也纳体系的结构保持稳定，波兰绝无翻身的机会。而随着原有的以王朝贵族为基础的“欧洲协调”衰落，民族主义影响力不断上升。在东欧，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最终决裂，进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互削弱。一战尽管以协约国的取胜而告终，但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俄国却爆发了革命，布尔什维克支持波兰独立，英、法、美作为战胜国，更需要削弱德、奥。因而，波兰的复国，依赖于旧国际体系的崩溃和新国际体系的形成。

一战之后，列强未能重建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协调”，曾经压制波兰的奥匈帝国也已经四分五裂。但此时的波兰并不因为列强的大国协调破裂而变得更为安全，事实上，它处于一个更为危险的秩序的断裂带上。它的东边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受到西方列强围困的苏俄/苏联，相对于苏联，波兰是异质的，是资本主义对苏围困与干涉的桥头堡。然而苏联以西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未因为类似的社会制度而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波兰的西边是在巴黎和会上受到屈辱、充满复仇主义情绪的德国，波兰与其在社会制度上当然更为接近，然而在民族情绪上高度对立，波兰第二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对于德国政治精英来说，本身就是其遭受的屈辱的一部分。一战后，列强在重新安排国际秩序时同意波兰复国，但并没有对波兰的安全给以特殊的承诺。

在20世纪30年代，英法对德采取绥靖政策，试图“祸水东引”，促成苏德相斗，英法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绥靖政策，本身就暗含了将波兰作为苏德战场的可能性。1932年，波兰与苏联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而，19世纪灭国期间不断发酵的波兰民族主义话语对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之前的疆域的迷恋，极大地影响了波兰执政精英的执政思路：波兰不是继续改善对苏关系，牵制德国，而是趁着德国对外扩张之际，借机恢复其历史疆域。当苏德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达成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之后，后者的灭亡指日可待。

但在德国吞并波兰的进程中，施米特并不是旁观者。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5月，正在德国致力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时，施米特在《德国法学研究院院刊》上发表《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一文，批判美国背离了其19世纪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在施米特看来，在真正意义上的门罗主义和美国当下的实践之间的对立，是“一种明确的、建立在外空间国家不干涉原则之上的空间秩序和一种将整个地球变成进行干涉的战场、阻碍有活力的民族每一种自然增长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50]

在基本上同一时期发表的《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一文中，施米特进一步将德国式的“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Großraum）理论关联起来。此文标题中的“帝国”，对应的是“Reich”概念，但中译本将其翻译成“帝国”，很容易与施米特自己想要努力拉开距离的普世的“Imperium”概念相混淆。在施米特看来，英美现在就是这种普世的、无空间的支配方式的代表。如果要强调“Reich”与“Imperium”的区别，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将“Reich”汉译为“政域”。

在这篇论文中，施米特指出，“政域”是“领导性的和承载性的大国，后者之政治理念辐射着一个确定的大空间，并为了此一大空间而从根本上排除空间外大国的干涉”。[51] “大空间”内可能存在另外一些民族和国家，它们并不是“政域”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并没有宣布阿根廷或巴西是自己的一部分。“政域”也不仅仅是一个面积更大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领土性国家，不是一架建立于特定地域之上的机械的统治机器，而是“本质上有民族的规定性”[52]，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在1939年的语境中，施米特所说的“政域”当然指向一个比当时的德国更大的“大德意志”。至于它在其主导的“大空间”中应当主张何种具体的政治理念，施米特语焉不详。但他明确强调的是，“政域”将按照门罗主义的先例，排除域外势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大空间”在全球秩序中的独立性。

如果说近代经典的国际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位，施米特展望的新国际法，是以“大空间”作为更重要的空间单位。空间单位的扩大跟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飞机、无线电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的空间界定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更大的空间单位，才能够发展有意义的合作。以“大空间”为支点的国际法越出了经典的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但也拒绝了超国家的普世主义的国际法——后者在施米特看来从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以“政域”为支点的国际法使得民族有机体能够真正地以自己的理念和原则，掌握国家机器。既然地球是如此之大，存在诸多有活力的民族，在施米特的视野中，一个理想的地球秩序，应该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大空间”，每个“大空间”里都有一个由主导性民族创建的“政域”，并奉行该主导性民族的世界观理念和原则。

施米特在这两篇论文中都没有直接谈论波兰。但是，他的态度应该隐含在其中了 ——拥有上百万德意志人口的波兰，其领土或部分领土，完全可以成为德意志“大空间”的一部分。当然，被纳入德意志“大空间”，不等于波兰必然会灭国。施米特将美国的“门罗主义”视为美国的“大空间”实践，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从形式上并没有吞并其他美洲共和国。由此可以推断的是，他设想的德意志主导的“大空间”的实现，未必要采取希特勒式的灭国方式，从逻辑上说，完全可以采取某种联盟式结构，波兰在形式上保留国家，但其主权要受到“大空间”秩序的限制。今天德国在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联盟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批评者甚至将欧盟称为“德意志第四帝国”，[53]施米特未必会反对这种组织形式，尽管他很可能会对德国对自身民族理念的淡化感到痛心疾首。

不过，这只是逻辑上的可能性。形势的进展令人应接不暇。1939年5月，希特勒还在努力吞下捷克斯洛伐克，到了9月份，就直接出兵，迅速灭亡波兰。随着希特勒继续进军苏联，他的实践已经越出了德意志“大空间”最大容许的范围。以施米特的眼光来看，或许德军已经进入了俄罗斯人的“大空间”的范围了。但不管如何，在希特勒觊觎波兰的时候，施米特并不是一个旁观者或反对者。虽然他反对普世帝国主义，但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是一种区域霸权理论，在这一理论之中，仍然没有波兰保持独立自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