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波兰问题的挑战

现在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对波兰问题的下一句评论：

“但是纵观整个19世纪，波兰问题对欧洲国际法的国家间空间秩序形成了持续性的挑战，也使得民族与国家的区分问题成为国际法上历久常新的问题。”[25]

波兰灭国，“波兰问题”却因此诞生。波兰贵族中的许多人怀念那个曾经由他们领导国家的黄金时代，这就带来了“波兰究竟有无资格复国”的问题。但波兰复国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国家间秩序产生重大冲击，因为对波兰的四次瓜分，其本质都是欧洲列强对欧洲政治空间的划分，列强必将捍卫它们的既得利益。支持波兰复国，意味着战争而非和平。

那么，论证波兰复国的正当性，可受到何种话语资源的支持？自灭国以来，波兰精英一直不断诉诸“民族”（波兰语：Naród）的话语。在此问题上，我们或许不应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视角，认为波兰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在被征服之后渴望恢复自己的国家。18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体，贵族与非贵族的身份区分，远比族群的区分来得更加重要，波兰贵族甚至习惯于选举外国人当自己的国王，这说明民族主义式的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统一的原则对波兰来说仍然非常陌生。事实上，波兰精英恰恰是在失去自己的国家之后，才不断加强“波兰民族”的认同。

在18世纪灭国之前，占波兰人口8-10%的贵族有参政议政权，这比19世纪英国议会改革前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3%）高得多。尽管贵族们当时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缺乏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念，但当波兰的“贵族共和”政体毁灭之后，在普、奥、俄三国，波兰贵族地位都在不同程度上下降。对以往政治地位的怀念，可以形成一种重新叙述历史的动力。但更重要的是波兰被瓜分时的时代背景对波兰精英的激发——彼时，法国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分，“民族”的政治原则正剧烈冲击王朝的政治原则，拿破仑的崛起，更是从地缘政治上对中欧与东欧形成冲击。俄、普、奥三强面对拿破仑，政治上出现裂隙，这给波兰人带来了与法国结盟复国的希望。拿破仑建立的华沙王国，虽然是法国的附庸，但被许多波兰人认为是迈向独立建国的第一步，大量波兰民族主义者聚集到拿破仑麾下。

尽管拿破仑帝国被列强联手扼杀，但法国大革命所展现的民族原则的力量，仍然让列强心有余悸。1815年维也纳会议签订的《议定书》以一种比较隐含的方式，承认了波兰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议定书》第一条规定，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应当给予他们的波兰臣民以一定的政治代表权。第十四条规定保证古代波兰范围内的河流与运河的自由通航权利，以及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和旅行权利。尽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华沙公国的大部分以“波兰王国”的名义纳入俄国统治，其名义上毕竟叫做“波兰王国”，而且拥有一部钦赐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波兰文化的传统得以保留，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空间。因此，波兰民族主义话语仍然在不断发展。

波兰民族认同的塑造，有若干关键的锚点：（1）三次瓜分之前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疆界，是认同附着的空间秩序；（2）波兰与立陶宛贵族中通行的波兰语；（3）天主教。由于天主教有助于凸显与主要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以及主要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的区别，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波兰认同塑造的重要要素；（4）波兰贵族。波兰民族主义者中的保守派将波兰贵族视为波兰民族的代表，并将波兰贵族掌权的过去，视为波兰民族的黄金时代。与此相关的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式的政体，一些保守派将其与俄国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相对比。而波兰民族主义者中的民主派不认同波兰贵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联邦制原则，更推崇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原则和单一制原则，对天主教的态度，也与保守派有较大的分歧，这就使得波兰语的政治整合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26]

随着民族主义的发酵，19世纪波兰爆发了一系列起义。1830年，波兰爆发“十一月起义”，次年1月，波兰议会宣布罢黜尼古拉一世，波兰独立。革命随即被镇压。但这次起义使得法国的七月革命以及比利时革命幸免于沙皇俄国的干涉。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取消了波兰王国的自治，波兰军队被编入俄国军队。1832年，尼古拉一世废除了波兰王国宪法，颁布了一部新的政府组织法，进而直接在波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

1846年克拉科夫自由市爆发反奥地利起义，随即被俄国与奥地利镇压，克拉科夫及其邻近地区被奥地利吞并，但这场革命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序幕。1848年，普属波兹南爆发波兰人起义，革命还蔓延到普占区的西里西亚、波莫瑞、瓦尔米亚和马祖里，以及奥占区的加利西亚。诸多波兰人参加了欧洲各地的革命。1848年革命以俄国镇压匈牙利革命而告终。1853年开始的克里米亚战争一度让某些波兰人燃起了借助英法势力复国的希望，然而英法需要争取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中立，放弃了打波兰牌。 

1863年，波兰爆发反对沙皇统治的“一月起义”，起义甚至蔓延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均遭到俄军镇压。1864年3月2日,沙皇政府颁布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敕令。沙皇政府试图通过农奴制改革，将波兰农奴争取到俄国一边。波兰议会王国的痕迹被进一步清除，沙皇推行了更为严厉的俄化政策。如同18世纪那样，波兰人在19世纪的挣扎，获得的结果是更为严厉的压制。

那么，怎么理解施米特所说的波兰问题指向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给国际法带来的冲击呢？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定的国际体系首先是一个王朝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列强重设国际规则，其直接目的就是要加强王朝与贵族力量的国际协调，防止挑战王朝正统的新革命的爆发。当然，在见识了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权/人民主权原则释放出来的力量之后，列强也需要怀柔的一手。于是，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中包含了对于俄、普、奥三国臣民政治代表权利的关注，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将这些臣民整合到三个国家之中。

然而，在英、俄、法、普、奥“五强共治”（Pentarchy）格局奠定之后，民族主义在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影响力不断上升。19世纪20年代，一系列拉美国家独立建国；1830年比利时独立；1848年全欧洲更是爆发一系列民族主义革命；在东南欧，列强支持希腊等国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到了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更加显著。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并随后完成统一；1871年普鲁士完成德国统一。通过民族的原则来改变政治地图，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然而这很难确立一般规则。政治地图的改变，最终依赖于列强的承认，维也纳体系下大国之间的定期和不定期的会晤，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平台。而在这个君主制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列强通常试图将王朝的原则与民主的原则结合起来。因而，19世纪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挪威独立之后，都是从外国迎立君主。比如德意志的萨克森-科堡亲王利奥波德先是拒绝了希腊发出的担任其国王的邀请，后来出任比利时国王，称利奥波德一世；而希腊则从德意志的巴伐利亚迎立了自己的首任国王。

普鲁米修斯，作者：Horace Vernet

但是，无论“五强共治”体系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表现出了多大的灵活性，仍然无法容忍波兰人对“大国协调”权力结构本身的挑战。而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最容易对这个权力结构产生直接的冲击。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波兰一直存在这样的民主派人士：他们服膺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权/人民主权原则，试图依靠中下层民众，建立一个超越贵族共和的波兰共和国；他们试图与法国及其盟国结盟，壮大自身的力量，并为此参与欧洲各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在欧洲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吸纳了不少来自波兰的革命者。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领袖，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沙俄视为欧洲的反动堡垒，充分肯定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沙俄反动势力的牵制作用，并认为当从俄国内部发动革命暂时不具备条件时，波兰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就具有同时冲击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作用。通过学习和总结四次波兰民族起义的教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波兰起义的成功需要有两个条件：首先，民族起义要发展成为土地革命，通过发动群众—农民—进行人民战争的方式；其次，波兰的独立与俄国的革命互为条件。[27] 这些认识为许多波兰革命者所共享。但无疑，这样的方案意味着对欧洲既有政治空间的全面重新安排。对于普（德）、奥、俄三国而言，这样的思想如同“洪水猛兽”，当然是“大国协调”的镇压对象。

波兰民族主义者中的保守派则试图通过不挑战欧洲总体国际秩序的方式来实现波兰复国。鉴于五强中的三强在维持瓜分现状上有共同利益，波兰只能够诉诸英国与法国，尤其是英国。波兰的瓦勒里安·克拉辛斯基（Valerian Krasiński，1795-1855年）伯爵就是上述主张的代表人物。1830年波兰十一月起义后，克拉辛斯基伯爵开始流亡生涯。1855年其遗作《波兰问题与泛斯拉夫主义》出版，向英国人完整全面地介绍波兰问题的来龙去脉。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在进行中，克拉辛斯基认为，眼下波兰问题的解决及其未来，都取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俄国的权力在这场战争中的消长，是西欧的政治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28]

克拉辛斯基在著作中指出，俄、普、奥三强瓜分波兰是不义之举，然而其他欧洲列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纠正这一结果。他断言对外扩张已经成为俄国的本能，[29]目前俄国的强权已经威胁到了欧洲的安全，而重建波兰是阻止俄国扩张的有效手段。他重点回答的问题是：波兰是否具有以完全符合欧洲利益的方式进行政治重建所需的道德和物质要素？[30] 这位波兰贵族的回答充满悲情。他指出，波兰人抗击外来侵略数个世纪，只是由于邻国的背信弃义才被瓜分。尽管波兰的政治制度不无瑕疵，但这不是剥夺这个民族生存的理由。波兰人的祖辈曾犯过错误，但是哪个民族能保证它们从不会犯错呢？接着，克拉辛斯基总结之前所叙述的波兰历史，指出波兰的扩张不是征服的结果，而是基于波兰和立陶宛自愿的联盟，波兰之前也进行了政治改革，[31]但被俄国和普鲁士的粗暴干涉所打断。俄国及其盟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只是“毁灭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存在，但从未减弱我们民族的情感和抱负”。[32]

克拉辛斯基更是努力和民主派拉开距离，论证波兰复国不会冲击欧洲王朝国家的根本利益，以打消欧洲统治者们认为波兰问题具有革命属性的疑虑。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尾声阶段，克拉辛斯基试图说服英国人，应当允许波兰人参与克里米亚战争。波兰军队在与俄国军队战斗的过程中，会发展成为一支正规军，而正规军“将按照所有文明国家所采取的原则进行作战，并防止在类似情况下可避免的所有过激行动发生。”[33]

那么，作为19世纪“离岸平衡手”的英国，又是怎么看待波兰问题呢？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代表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提出希望波兰自己建立王国，与欧洲三个帝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俄国明确反对，奥地利则表示支持。法国代表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表示，考虑到波兰曾为欧洲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如有可能，法国当然希望波兰能够重获独立。[34]各方最后通过谈判和妥协，形成了维也纳会议定书的第一条——规定在华沙公国的基础上建立拥有自身的行政机构的波兰王国，其宪法规定波兰与俄国联合，沙皇以波兰国王的名义持有波兰王国。英国人坚持认为，即便如此，波兰人仍然是波兰人，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好战的俄皇彻底吞并波兰的话，对欧洲的自由将是多么大的威胁。所以，英国代表指出，应当尊重波兰民族的习俗和习惯，任何阻扰的行为都可能激起波兰人的历史记忆，导致叛乱，从而不利于欧洲的和平。这个关于波兰问题的表态得到了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与会国家的同意。

沙皇镇压了1830年波兰十一月起义后，于1832年宣布波兰王国是俄罗斯帝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对其实行军事占领，委任总督管理，并推行俄化政策。在此形势下，英国政治家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Cutlar Fergusson）[35] 于1832年4月18日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讲，提议英国与法国联合干涉沙皇最近对于波兰的处置。演讲伊始，弗格森就提出他对波兰现状感到焦虑的原因，指出沙皇近期（1832年2月26日以来）的声明和随之出台的法规将终结波兰的政治存在，但是这两份文件却只字不提维也纳条约，那么“这位君主统治波兰的权利就被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而不是条约的基础上了吗？”[36]

弗格森提请下议院向全欧洲声明：“俄皇持有波兰的主权是根据他从维也纳会议上获得的条款和条件，而不是根据任何其他头衔或任何其他权利。”[37] 弗格森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波兰宪法固然由沙皇（也作为波兰国王）为波兰人民制定，这是波兰人权利的来源。但是作为立法者的俄皇，不能单方面破坏和修改波兰宪法，因为整个关于波兰问题的安排基于维也纳会议与会各方的同意。弗格森援引了维也纳会议的总议定书第一条来支持他的论点。因此事情的性质是这样的：皇帝给了波兰一部宪法，但是一旦颁布，皇帝不能随意收回或合法地摧毁它；波兰人是同时对皇帝和宪法效忠，而非仅仅对皇帝效忠。宪法保障了波兰人的自由权利。现在沙皇违反维也纳会议最终议定书，单方面破坏和修改了波兰王国的宪法，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俄国问题或波兰问题，而是一个欧洲问题，直接涉及各大国（尤其是大不列颠）的荣誉和诚意的问题。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Viscount Palmerston）拥有“波兰人侠肝义胆的保护人”（the chivalrous protector of the Poles）的声誉，他接见了波兰起义者的代表，但并不愿意出兵帮助波兰人。他对批评者的回应是：“现存条约赋予我们的一切义务，政府永远不会忽略”，并认为俄国对波兰的领土主张是基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38] 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波兰问题牵扯到“五强共治”局面的基本结构，改变波兰的现状，首先就会引起五强中的俄、普、奥三强的忧虑，五强之间的平衡也可能会因此而打破。支持波兰人的民族独立诉求，意味着重画欧洲地图，这也意味着战争而非和平。因此，无论波兰人是如何渴望民族独立，也无论波兰人的斗争在欧洲其他民族中获得了多大的同情，维也纳体系下大国权力均衡的原则本身，就排除了波兰获得自主的可能性。埃德蒙·伯克在18世纪把波兰称为一个月亮上的国家，这一说法在19世纪也非常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