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近期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文件，将中国直接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样一种认知转变背后反映出的是什么？

王缉思：坦率地说，目前是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对中国看法最负面、敌意最大的一个阶段。从美国方面来看，一部分人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以及中国在战略方面对美国的挑战。他们认为，一个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侵占美国已有的地盘。这些人对中国的警惕在增加，他们不大关注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部分人是所谓的自由派，这些人看到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变化，但失去了对中国的信心。过去，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在他们看来是——积极的变化，包括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国有企业让位于私企民企、政治上越来越自由化、吸收美国的思想文化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实现，使他们有一种幻灭感。现在，这两部分人合流了。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士，都感觉到这一新的对华负面共识已经出现或者达成。他们对美国对华态度的这种状况也不一定满意，但很少有人出来公开表示质疑。

另一方面，我们在重视美国语言表述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看美国实际做了什么。最近，美国和法国、英国一起轰炸叙利亚，如果按照《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界定，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那么美国就应该从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地方撤回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美国为什么没有这么做？这就说明美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全球战略和根据这个战略制订的对华政策，即使有也未必能实行。在具体事情上，美国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做。中美关系中除了贸易问题以外，没有特别紧迫的问题需要马上就解决。对美国而言，伊核问题、中东乱局、阿富汗问题、俄罗斯问题、朝核问题等都没有解决，怎么能够把主要的精力从这些紧迫的问题上转移，去解决那些并不十分紧迫的中美关系问题呢？中美贸易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特朗普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们不能被他套住、吓住。

王缉思率团拜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文章经国业：为中国策

澎湃新闻：2012年，您和李侃如合作撰写了《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直书中美决策层如何认知对方，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撰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王缉思：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和李侃如同时发现，中美关系在往一个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当时出现了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两国间的经贸摩擦也越来越多，很多问题同时出现。我们觉得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都不一定准确。

李侃如提出来说合写一份报告，我也很赞同，于是我们开始合作撰写。在撰写的过程中，李侃如去美国的政府部门采访了一些决策者或者参与决策的人，去听他们的想法。而我则是凭着自己的感受以及对中美关系的理解来写。我写的部分，容纳了中国如何看待美国的各种观点，其中有的观点表露出对美国非常反感，觉得我们对美国的政策太软弱了，有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对美国太强硬了，美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应该进一步缓和或者改善中美关系。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认知美国的一些主要观点。李侃如写的部分，基本上也反映了美国政治主流对中国的看法。

我得到的批评也是来自两个方面。有人说，中美战略互疑没有那么严重，中国和美国的沟通很多，没有互相之间的不理解。也有人说，报告对美国的批评还不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战略互疑的问题，而是美国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收到这两方面的意见是正常的，如果只收到一方面的意见，那就说明我的报告可能并不十分客观。李侃如得到的美方反馈也与此类似。而美方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原来中国人对美国还有这么多负面的看法，美方在和很多中国人接触的时候只听到了好的一面。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

王缉思：中美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出在战略互疑上？我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怀疑。我们把对彼此的认知很直白地说出来，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难道战略互疑就会因此而减少？我们在报告的最后提到，如果做不到削减战略互疑，那就只能想办法缓解危机，不让中美产生全面的对抗。也就是说，这种战略互疑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难减少、无法减少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的分歧不但继续存在，甚至越来越大，中美战略互疑很有可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接触越多，相互之间的怀疑会随之减少。但事实上，在政治问题上，很多时候接触多未必就会减少怀疑，反而可能因为接触增多，怀疑也随之增加。比如，美剧《纸牌屋》里的副总统和总统之间就有互疑，总统觉得副总统要篡权，副总统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实际上就是想篡权。如果总统和副总统之间都有互疑，国家之间怎么能够避免？因为利益、价值观、意识形态不一致等等，很难消除对方的怀疑。所以，问题不在于减少战略互疑，而在于减少对抗的可能性。这是我写这篇报告以来，思想上发生的一个变化。

王缉思率团拜访卡内基和平研究所。

澎湃新闻：您撰写的《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一文也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而当时的一个背景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如何看待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王缉思：我在那篇文章里写道，“西进”不能称为一个战略，只能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是对中国地缘政治定位的重新思索。“东方国家”是欧洲人给我们的界定，我们原本是一个“中间国家”，“西边”是欧洲，“近东”是日本，“中东”是夏威夷，“远东”是美国。我的意思是，我们既要往东看，也要往西看。古代的丝绸之路也表明，往西走曾经是我们的主要通道。

我认为“亚太再平衡”是“虚多实少”，美国虽然提出了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投放到亚太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都是有限的。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对奥巴马政府时期总统本人以及其他美国高官的外访活动进行过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奥巴马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关注点和外交重点仍停留在中东和欧洲，亚太排在其后。所以，实际上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没有完全转移到亚太。

美国原来的战略重点是什么？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大问题。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结果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我们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是越南战争又打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美国战略重点，与美国实际上可能会做的事，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实际做的事，很多时候并不是美国主动想要做，而是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迫使美国必须去做。比如，美国最初并没有想用主要力量去反恐，但是“9·11”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方向。从国际关系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一个国家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澎湃新闻：您将自己的作品集取名为《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

王缉思：我说的“理性”是指用比较理性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不能太感性和情绪化。作为学者，首先要知道事实是什么，知道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然后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至于怎么办，那就不是我的任务了。

《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封面

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我觉得这也是中美两国老百姓的愿望。我不希望中美之间打仗，打仗会带来很大的牺牲。中美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坐下来讨论，有摩擦就想办法化解。摩擦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中美之间不应该发生战争。理性可以让我们避免人类遭受大规模的战争灾难。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

王缉思：当前很多美国人都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悲观，但是我不悲观。首先，美国如何将其对中国的反感、敌意转化成实际的政策？美国人目前并没有清晰的思考。美国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实际行动，比如说关闭几个孔子学院、限制中国人赴美签证、派级别高一点的官员访问台湾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中美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加，但都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面的战争和对抗，不会回到冷战前期那种相互隔绝的状态。美国一些对中国有敌意的人所能够造成的麻烦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产生更大范围的敌意或者对抗。

我之所以相对乐观，还因为我一直记得和美国人交往中的一个例子。1992年，我去美国访问，和美国一些人士探讨中美关系。我当时觉得两国关系很不好，因为美国威胁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等。我遇到了年长的美国“中国通”鲍大可，他比我乐观得多，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对中美关系、对中国那么乐观？他说：“我30年代生活在山西，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我没有理由乐观吗？”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话。现在，我也会跟年轻人讲我年轻时候的中国和中美关系，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和中美关系，我们当然有理由乐观了。

一个欧洲人问我，现在中美关系面临的是暴风雨还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但是暴风雨是有可能过去的。我认为是暴风雨，而不是气候变化。因为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我不相信中美关系还会回到过去的军事对抗状态。我们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美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美国最终将会承认中国强大的现实，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进步意义。所以，中美关系的未来，一部分取决于美国，更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信心，是因为我相信尽管前面道路上会有激流险滩，中国还会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特约记者 张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