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12月8日报道，四月的燕园已是一派春光，未名湖上碧波荡漾，博雅塔下莺飞草长，而王缉思的一生，和这座中国顶尖学府紧密相连。北大附小、附中读书成长，恢复高考后重返北大求学并留校任教，十余年中国社科院任职经历后又回归北大讲坛，年近七旬的王缉思身上有着深深的北大烙印。

王缉思善于从中美双方的角度思考对方有何关切，对不同观点兼容并包；也敢于对原有的认知大胆怀疑，对事实真相孜孜以求。尽管中美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战略互疑，但这位熟谙大国博弈之道的北大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有信心，他相信只要两国政府理性思考、减少对抗的可能性，倾听并尊重百姓心声，中美能够挺过终将过去的“暴风雨”，继续向前发展。

治学四十载：长路漫漫

澎湃新闻：您是怎样走上美国研究的道路？

王缉思：我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前是河南三门峡水电厂的工人，英语初步自学过一些，但是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国家，对美国的认识仅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总体上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我在北大上了一年的本科后，就读硕士研究生了。我的硕士生导师认为我的基础太差，不适合研究美国、苏联这样的大国，就建议我研究第三世界，在中东、东南亚和南亚中选一个作为研究方向。我选了东南亚，因为东南亚离我们近一点。

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北大派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当年牛津大学没有研究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经过半年的学习，牛津的导师认可了我的学术水平，就让我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的外交档案，研究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美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干预中国内战，是不是担心中国共产党上台后会倒向苏联？因为那时美国刚刚公布了一批相关的档案材料。我以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导师很满意。回国以后，我把这篇论文改成了中文，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原来的东南亚研究方向就放弃了。后来，我留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老师，因为我去过英国，就被分到了研究西方国家的教研室。我就这样走上了美国研究的道路。

澎湃新闻：从最初的北大任教到进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再到返回北大，您经历了从高校到研究机构再回到高校的一个循环，这些经历对您研究美国问题、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王缉思：80年代中期，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美国的东亚政策，回国以后就在北大开设了美国东亚政策的课程。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北大调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于是就专门从事美国研究了。因为美国是世界大国，影响力辐射全球，我以前看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对我了解美国对相关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社科院美国所，因为我专门研究美国问题，而且中美关系又是热门议题，所以我有机会参加和美国人的一些交流活动，还根据外交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要求，参加一些政策咨询会议，这种机会在大学里是无法得到的，因为社科院是一个政府智库，不是一个教学机构。

后来，我从社科院调回北大，从一个科研单位调到一个教学单位，又是一次转变。我觉得这个转变也不容易。回到高校以后，不仅要从事科研工作，还要从事教学管理和学术管理工作，我就不可能只关注美国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扩大了视野，因为给学生上课时必须讲一些基础知识，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等等都会涉及到，这就使我的眼界开阔了。

王缉思与萨缪尔・亨廷顿合影。

澎湃新闻：您长期担任中华美国学会的会长、荣誉会长，您如何看待40年来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

王缉思：以前，不是我一个人对美国的了解有限，而是我们整个国家对美国都不大了解。从我开始研究美国问题到现在，是中国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美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中美对彼此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虽然去过美国很多次，但主要还是去华盛顿、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见的人也大多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到中国来也是见我这样的人，交流一些中美关系的问题。这就会导致我们对对方整个社会的了解非常肤浅。

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功能性的领域，比如说贸易政策、投资环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等等，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离不开美国。但是如果只从一个领域去看，就容易失去对一个整体美国的理解。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也是如此。美国有人研究中国的海军发展、网络安全、环境污染、产业政策、医疗卫生改革等等。过去美国老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看到更多的是宏观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微观问题。而现在，如果只研究宏观问题，在美国连博士学位都很难拿到。现在我们知道了彼此的很多细节，但是却缺少了对宏观问题的研究，这就可能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

对一个国家的认识要谨慎，要知道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千万不要相信一些人所说的“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我相信特朗普也不知道。对对方国家、自己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这40年来，我们对美国、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深入了很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准确判断出美国未来的走向，美国当然也不能准确判断出中国走向何方。

纵横两大国：上下求索

澎湃新闻：您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也广泛接触美国的对华决策人士，有媒体称您为“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您对服务于美国对华决策的“中国通”们有着怎样的认识？

王缉思：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对于国内外事务的整体考量中，中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主要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国内，外交只是政府工作中的一部分。中国在美国政策议程中的地位，并不如一些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么高。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地位上升得很快，但对华政策仍然不能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美国负责对华政策的相关人士，在美国的地位也比我们想像的要低。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或者国安会的机构设置中，对华决策官员从属于东亚或者亚太方向。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了解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与印度、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并不太了解。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是美国的决策机制还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他们在思维上会存在漏洞，这是美国方面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中美间的“二轨”外交？如何看待学术研究者和外交实践者之间的关系？

王缉思：现在，学者与外交官之间有很好的沟通，但是两者的角色定位不一样，所以他们关注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学者更关心的是事实是什么样、为什么是这样，如果还能据此推导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学者了。外交官也关心事实和原因，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怎么办。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外交官的工作就是促进好事发生，避免坏事发生。比如，作为一个学者，你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判断说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正在走向对抗。作为外交官，你应该说中美对抗会损害两国利益，所以要增加互信合作，避免对抗。

有时，我也会被政府部门问到“怎么办”的问题。这时，我的身份定位就不仅是学者了，而是一个谋士。此时，不仅需要运用自己的学术知识，更重要的是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如何实现。在很多问题上，国家已经有既定的政策，或者说是国家的大战略、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应有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就牺牲中国核心利益或者整体的立场。比如说我们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的立场，不可能因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就寻求改变。外交官非常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学者和外交官有更多的沟通，就能知道外交官想要的是什么、他们会如何去获得。学者对于外交官也有启发作用，可以拓宽他们的思维，告诉他们一些事实背后的广阔背景和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学者和外交官之间的互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