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VAS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

对示威者来说，现实空间里的“领航”包括如下技术：动员民众的艺术；与警察拉关系的艺术；后勤保障能力；发生暴力行为时的应变能力；政府动用武力驱散人群时的应对能力。网络反对派领导人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动员、训练和组织街头示威活动。而这些难题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好几年，就已被CAN-VAS解决。

阿米尼·加利是最早加入的突尼斯活动分子之一。2008年起，他成为“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KADEM)的项目负责人。这是一个由“大中东民主计划”资助的中心，由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得到了乔治·索罗斯名下的OSI和NED的资金支持，还与“自由之家”开展密切合作。此前，阿米尼·加利还曾为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好几个组织工作。

在拍摄一部反映“阿拉伯之春”的纪录片过程中，加利接受采访，承认在2007年11月参加了CANVAS为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举办的一次培训，并展示了培训时的照片。他明确指出，培训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办，组织者就是CANVAS组织中的塞尔维亚人。

通过突尼斯快报广播的一次播音，我们得知两名突尼斯著名网络活动分子———斯利姆·阿玛姆和艾玛·本·杰玛也参加过此次培训。要知道斯利姆·阿玛姆曾在后本·阿里时代的首届政府中任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他本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曾大肆鞭挞本·阿里政权，而这仅仅是短短几个月之前的事情。

突尼斯大学生总联盟(UGET)秘书长伊兹丁·扎阿杜尔在前述的纪录片中宣称：“‘抵抗’运动给了我们一本描述其所有战略的书。”这本书正是由CANVAS出版的，书名是《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反对派的完美行动手册大量借鉴了吉恩·夏普的理论，已成为方便实用的必备品，当时被译成了6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书中提及了199种“非暴力行动手段”，其中一些在阿拉伯大街上被广泛使用，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访谈时，斯利姆·阿玛姆承认其受到了一些美国机构的“帮助”，但他未指明是哪些机构。

埃及人也从塞尔维亚人传授的专有技术中获益。大量参考资料提到，“4月6日青年运动”的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曾于2009年夏在CANVAS实习，比解放广场发生骚乱时要早得多。他本人在索菲亚·阿马拉拍摄的纪录片中承认此事，并透露是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14名活动分子一起接受培训的。他还宣称经过实习，已非常熟悉组织群众的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随后，他也和职业培训者搞起了培训。阿德尔这一夏季实习也被“自由之家”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项目负责人谢里夫·曼苏尔证实，这也是该组织资助CANVAS培训活动的证据。在此应当指出，“自由之家”和“4月6日青年运动”间的关系早在此次实习前就已建立。在一篇讲述艾哈迈德·马希尔的文章中，作者戴维·沃尔曼强调了“(谢里夫·曼苏尔)多年来与马希尔及其集团的紧密联系”。

正如斯尔贾·波波维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训练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活动分子。他确认，全世界共有37国的活动分子从CANVAS提供的培训中获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文章中证实，“‘自由之家’在中东同样高度存在”。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报说明了其在叙利亚、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显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运动”。另有始于2009年4月并已公开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马士革，该组织“领导着好几个非暴力行动工作室”，“这些项目旨在尝试颠覆阿萨德政权”。

CANVAS向阿拉伯活动分子提供的这一培训，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已知发生暴乱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树。

首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游行呼吁书和群发的反政府短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拳头标志。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也将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大量反对派分子在游行时高举的横幅标语上，都有这个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组织标志。

除拳头标志外，其他技术手段也在民众示威中引起关注。我们将CANVAS的《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动的一些招数列举如下：

第7招：使用口号和象征符号。

第8招：拉起横幅标语、布告和广告牌。第12招：让传单满天飞。

第20招：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第33招：拉拢敌人。

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紧锣密鼓地筹备。第37招：反复且有节奏地高呼口号。

上述招数不胜枚举，指出了CANVAS慷慨贡献的培训是怎样严格有素，并且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吉恩·夏普就对埃及网络活动分子的行动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对自己的追随者的执行力感到“特别自豪”，并意识到“穆巴拉克倒台是他所见过的最‘顶尖’的民主革命”。穆罕默德·阿德尔则自诩道：“这是属于我们的革命。CANVAS只是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和运用抵抗策略。”

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自由”演讲。

“网络版阿拉伯联盟”

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美国“民主输出”机构为阿拉伯网络活动分子提供的第二种类型的培训便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

显然，社交媒体和新科技在阿拉伯“革命”的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工具能够让各国反对派在空前短的时间内联系数量惊人的个人，并在一国内外进行重要资料、信息的数字化交换。美国国务院和各机构对该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反对派绕过本国审查，提升地理定位技术，并能在其遭到逮捕时传送图像和视频，以显示专制制度的“不人道”面目。

此外，自“伊朗之夏”以来，引人注意的还有美国对新技术的巨大关注。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务卿多次干预以捍卫自由使用互联网，以及要求正在发生民众抗议的国家不中断互联网浏览，这些都大为可疑。

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在2011年2月15日证实“互联网已成为21世纪的公共空间”，“脸书、推特和优兔支持的埃及和伊朗的游行示威映射出，链接技术正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加速器”。她还宣称，将拿出2500万美元“支持在线表达热爱自由的项目或工具的开发”，并促使推特在开设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服务后增设汉语和俄语服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谷歌之间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媒体热议的话题。这个著名搜索引擎已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