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家”创立于1941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助力自由事业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尽管这是官方描述，但其资金主要来源于USAID、NED和索罗斯基金会。

“自由之家”以囊括美国诸多名人的豪华董事名单而闻名: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卡特时期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克林顿时期分管财政的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以及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助理兼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至于NED，这一组织参与了遍布全球的众多旨在破坏目标国社会稳定的资金援助项目。2006年，盖伊·丁摩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自由之家”“是由美国国务院挑选的为伊朗地下活动接受注资的组织之一”。

美国著名匈牙利裔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也致力于输出“美国制造”的民主，并为此创建了其一干基金会中的一个———“开放社会研究所”。它创立于1993年，起初致力于东方阵营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转型。大量文章指出，它积极参与资助“颜色革命”和拉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

显然，这些组织不但不是什么非政府组织，反而极具政府背景。理查德·福尔克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文评论其活动属性：“有时，这些单位甚至被媒体冠以‘民间组织机构’：往好里说，是无知；往坏里说，则是一种故意欺骗。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其活动，但认为它们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都是大错特错的。”对于这些组织“民主推行者”的角色，众多评论家持怀疑态度。我们还注意到，这些伪非政府组织在外国引领的深度颠覆性活动在美国是禁止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姆所说：“我们在国外做着在国内被禁止的事。”

伊朗2009：“阿拉伯之春”的开端

2009年夏天，搅动伊朗的系列事件均富有教育性。其实，“颜色革命”期间已知的和已被应用的操作模式，正因多种可怕且高效工具的加入而丰富起来。

第一，他们小心利用社交网站动员伊朗的活动分子，并即时引导网络信息。推特、脸书、优兔和其他社交媒体点燃了博客世界，显示出其打击力度。

第二，美国政府强烈鼓吹并声言捍卫伊朗示威者使用社交网站的权利，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这种介入甚至上升到对一些美国社交网站直接进行干预，以让持不同政见者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工具。美国国务院还曾要求推特推迟其需要中断服务的运行维护工作，因为这将剥夺伊朗反对派的联系途径。而且，基于美国政府与私企间奇怪的密切联系，推特接受了这一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赋予伊朗人的这种使用社交媒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是美国公民在游行示威时也未被授予的。

第三，西方常规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大规模传播和灌输多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从而使一些有悖真相与伦理的拙劣报道充斥荧屏，并总以此自夸。它们还有一种惯例:将录音或录像中“不和谐”的部分以杂音覆盖等方式进行掩盖，或以视频片段回路的方式通过优质手机传播，以此让人难以发觉。此类作品的质量与行业标准相去甚远，且为避免与其他行动交叉而暴露，难以用天线传输。

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报道”几乎能在瞬间传播开来，且数量极大，明显引发人们对伊朗网络反对派与西方媒体巨头间紧密关系的怀疑。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网络反对派都受过CANVAS的培训。正如该组织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宣称的那样：“我们已出现在37个国家的活动分子周围。有一些成功了，如2003年在格鲁吉亚和2004年在乌克兰，但也有失败的，如在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伊朗。”再次重申，CANVAS是一个培训尚未成熟的网络反对派的机构，它在塞尔维亚的一些办事处，都是按照吉恩·夏普的理念成立的。特别是，它得到了致力于“民主输出”的美国专业组织的资助。

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

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输出”

根据美国的地理划分，阿拉伯国家分属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我们所想的不同，对于阿拉伯“革命”的准备并非始于奥巴马时期，而是小布什时期。此外，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民主输出”方面的立场几乎一致。它们都致力开展联合行动，正如我们见到的其在IRI和NDI的行动那样。另一方面，不论美国哪个党及何人当政，都会为这些项目和参与者保驾护航。

我们应认识到，所有触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都始于非暴力阶段，都在用吉恩·夏普自成一套理论的运动方式。一些人引领着体制变革(如突尼斯、埃及“革命”)，或乘总统即将离任之机起事(如也门)。在其他国家，非暴力阶段则仅是昙花一现，变革迅速进入包括多种形式的外国干预的暴力阶段，国家陷入血腥的内战阴影中，这就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面。叙利亚政府目前仍在面对由美国在内的一干国家大规模资助、支援和“保护”的反抗军。还应注意，这两国的情况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相反，“革命”不是始于首都，而是多发于边境地区。被内战困扰的这两国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反抗者打出了“新型复古”的旗帜，作为与现行制度决裂的象征。

在这场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中，民众游行示威主要由网络反对派中的年轻人引领和组织，他们热衷于新科技。反对派的年轻化是“阿拉伯之春”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伊朗的反政府运动的共同点。与表面现象相反，这些“革命”不具任何自发性。

网络反对派从两种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培训中获益。一是现实空间中的“领航”技术，二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其中一部分人会脱颖而出，为领导层所赏识。埃及著名网络活动分子、“4月6日青年运动”发起者艾哈迈德·马希尔指出：“使网络运动活跃与使街头运动活跃是两码事。”这种认知在圈内是常识性的，显示出活动分子及其领导层的现实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