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中信集团出版了王绍光教授的专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本文选取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耶鲁学派的兴起

达尔本人论述中有关抽签的部分一般都很简短，但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抽签在他思想中无关紧要。一批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工作过的人后来成为抽签的倡导者，这不完全是偶然的，恐怕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达尔的影响。

例如，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耶鲁大学求学的詹姆斯·费希金成为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在1991年出版的《民主与商议：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一书中，他颇具创意地提出了一种“商议式民调”；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

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¹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费希金已在这方面出版了好几本书与很多文章，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阐述商议式民调的可行性、可欲性。²

与费希金一样，伊森·里布从本科到政治学博士学位都是在耶鲁大学获得的。里布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美国的商议民主：有关设立第四权的建议》。这里所谓第四权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再设立一种不受金钱、权势影响的民众权，它由525位经过分层随机抽签的个人组成。

该书十分详细地解释了第四权的构成、运作方式，它与其它三权的关系。费希金的构想中，抽签产生的机构只有建议功能，而里布构想中的第四权则享有立法功能。³

另一位从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的学者，凯文·奥利里于2006年出版了《拯救民主：在美国实现真正代表制的方案》一书，他的构想同样新颖、大胆。他建议，在美国国会的435个选区，分别建立435个民众大会（Assemblies）；每个民众大会由在当地选民中随机抽取的100位公民组成；它们将就本地、国内和国际主要政策议题进行辩论与商讨。这43500位居住在全国各地的人构成“人民院”（People’s House），可对参、众两院的立法进行否决，也可提出法案供参、众两院考虑。

奥利里的设想受到不少人的好评，包括他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老师罗杰·史密斯（Rogers Smith），其评语是：“说到美国政治，一个巨大的丑恶现实是，虽然我们在海外贩卖民主，没几个美国人奢想可以影响他们自己的政府。也许，现实只能如此。也许，在一个三亿人的国度，只能由精英统治，民主至多只能偶尔把几个无赖赶下台。但是，越来越多勇敢的思想家与行动家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奥利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⁴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曾在耶鲁大学求学，但在那里的工作经历也让他们对抽签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本人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该校的政治学系工作时，曾与达尔有过不少接触。从曼宁1997年出版的书中，⁵ 我第一次了解到抽签在政治制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为此，我专门约达尔见面，希望听听他对抽签的看法。现在回想起来，没有那次对谈，也许我根本不会有编这本文集的计划。

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约翰·麦考米克曾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工作过五年。在2011年出版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最后一章，他笔锋一转，开始设想如何改造美国现有的代议民主制。他提议，成立一个类似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保民院，由51名不富有、无官职、年龄超过21岁的普通公民组成，经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不得重复担任。

保民院是授薪职，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六个小时；雇主必须为其成员保留原有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讨论联邦政府事务；它可以邀请学者、专家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它有权以多数表决方式否决国会立法、行政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可以召集全民公投；如果51票中有38票以上赞成，保民官在其一年任期内有权对现任联邦官员启动弹劾程序。⁶

现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的法国人海伦·兰德摩尔对抽签作用的解释颇有新意。

耶鲁学派出品的“奴隶制三部曲”

她于2013年出版了《民主的理由：政治、集体智慧与多数统治》，为的是给民主提供一个认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几个脑瓜比一个脑瓜好”(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与中国体现民间智慧的成语“人多智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出一辙。兰德摩尔的新书力图论证，这就是民主的认识论基础。⁷ 除了这本书以外，她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包括本文集所收的两篇论文），试图从认识论角度为用抽签方式挑选人民代表提供了支持论据。⁸

有意思的是，兰德摩尔这方面的思考受到一位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财务系任教的华裔教授的影响。从那位教授两篇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是什么吸引了兰德摩尔：一篇是“异质主体的问题解决”； ⁹ 另一篇是“不同类型问题解决者组合可以超越强能力问题解决者组合”。

这两篇论文证明，解决问题时，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而不是参与者个体的能力。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对抽签的疑虑，因为不少人对抽签有保留的理由是，抽出来的人不如选出来的人聪明。而抽签产生的组合肯定比选举产生的组合更具多样性、异质性。¹⁰

如果说抽签只是达尔理论体系中一环的话，在他的学生与年轻同事那里，抽签已是他们论述的重心。

由于这么多在耶鲁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人从事与抽签相关的研究，有人称他们已形成了一个“民主改革的耶鲁学派”，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不同途径共同推动抽签在政治中的运用，如达尔“微众”、费希金的“商议式民调”、里布的“第四权”、奥利里的“人民院”、麦考米克的“保民院”、兰德摩尔的“集体智慧”。¹¹

其实，自达尔出版《革命之后》起，世界各地学者对抽签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浪潮；所谓“耶鲁学派”只不过是一簇比较引人注目的浪花而已。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尔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抽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¹²历史学者、¹³ 统计学者、¹⁴ 决策学者，¹⁵ 且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书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义的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的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的议员仍由选举产生。¹⁶ 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印制粗糙的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¹⁷  

尽管如此，这本书可以看作发出了八十年代的先声。在接下来的八十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 ¹⁸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  ¹⁹

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²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