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新西兰政治学家理查德·穆根，他1984年的文章回顾了抽签在雅典民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倡导在基层治理中广泛运用抽签这种民主机制。²¹在新西兰后来的选举制度改革中，穆根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有两位奇人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公民立法机构》，其中一位作者是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小说家、电影评论家、生态乌托邦的倡导者；另一位是迈克尔·菲利普斯，银行家、世界上第一种信用卡—万事达卡的创立者。这本小册子建议用随机的方法来挑选美国众议员，而不是用选举来挑选。

与本黑姆的看法相似，《公民立法机构》主张废除选举，但不抛弃代议制（用抽签选代表，而不是票选代表），借以消除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这两位作者认为，如果采取抽签的方式，任何政治、经济势力都不再能造成不平等的利益代表或社会区隔。

这样一来，就不必浪费竞选所需的时间及金钱了，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均等的机会进入国会，国会议员的构成就能在很大程度反映人口的构成。 ²² 

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²³  

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

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再过两年，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²⁵从下图中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在这个十年里，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七十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与抽签（Sortition）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数量，1749-2017年 数据来源：Google Scholar

进入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如图二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签具有何种优势？

同样，其它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上图），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如费希金的三本书《民主与商议》（1991）、《正义对话》（1992）、²⁶《人民的声音》（1995），  ²⁷芭芭拉·古德温的《抽签正义》（1992）， ²⁸ 《迈向新社会主义》（1993）， ²⁹ 《小群体中的民主》（1993），³⁰  美、德三位学者主编的《公民参与中的公平与能力》（1995），³¹   艾米丽•霍普特曼的《将选择放在民主之前》（1996），³²  伯纳德•曼宁的《代议政府的原则》（1997），³³  两位英国社会活动家的《雅典式选择：大刀阔斧改革英国上院》（1998）。³⁴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21世纪刚刚过去了十六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上图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本世纪头十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二十年的总和；而过去七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

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签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九本专著。³⁵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 ³⁶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³⁷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签的研讨会；³⁸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年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³⁹  

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签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 ⁴⁰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八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⁴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如布鲁斯•阿克曼、⁴²乔恩•埃尔斯特、⁴³桑福德•列文森、⁴⁴尼尔•达克斯伯里。⁴⁵

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⁴⁶  

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 ⁴⁷ 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

千禧大学生不待见民主——英国《旁观者》周刊2017年8月26日一期封面

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⁴⁸还有多个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⁴⁹ 

在这次大会上，一本刚刚从佛兰芒文译为英文、并受到欧美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小书《为民主而反对选举》也引起了政治学家们的热议，而这本书倡导的正是，以抽签为基础、重构民主制度。 ⁵⁰该书的主张也得到了古希腊史学家保罗•卡特利奇的呼应。⁵¹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

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

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产生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也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