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的思考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这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⁵²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的复兴。

抽签实践：遍地开花

的确，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签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⁵³  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⁵⁴

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⁵⁵  

因此，随机抽签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是前面提到过的詹姆斯·费希金，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⁵⁶  

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⁵⁷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⁵⁸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⁵⁹

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⁶⁰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⁶¹  

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个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  ⁶²

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它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⁶³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⁶⁴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  ⁶⁵

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和20项对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法建议。⁶⁶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改造上议院，  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  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宪会议。⁶⁷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⁶⁸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二十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抽签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⁶⁹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⁷⁰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本文摘自《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曾单独发表在《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一辑，翻页请看书的详细信息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