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教育经历

除了语言和种姓，印度精英的第三个特点是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即使在高种姓中，也有一群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最具影响力的声音，而他们通常是在受教的知识分子和学者。

自从甘地、真纳和尼赫鲁执政以来，一小群会说英语的高种姓男子开始接受外国大学的教育。很少有贱民能够获得进入外国大学的教育机会，安贝德卡（印度独立运动的一大功臣，也是印度宪法起草人兼第一任司法部长，来自贱民阶层）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印度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时代，相对富裕的印度人去英国上大学。随着印度国大党一代的消亡，印度精英阶层的英伦化程度降低，但美国化程度提高。由于1965年之前美国移民法不友好，印度人更倾向于去英国等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并最终移民。但在1965年之后，印度人移民美国的浪潮开始了，而且因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科技繁荣而进一步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学生大量涌入美国大学。

在印度精英中，海外教育、在国外工作甚至生活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例如，自1980年以来，印度储备银行的11位行长中，只有两位在印度接受过完整的教育，而其余的人都拥有英国或美国的研究生学位。许多人拥有丰富的海外生活和工作经验，包括芝加哥大学的拉詹（Raghuram Rajan）和后来成为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帕特尔(Urjit Patel)。同样，自1980年以来，印度100%的首席经济顾问都拥有外国研究生学位。

印度前央行行长拉詹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印度，政策专家居住在其他国家并不罕见。当印度政府智库NITI Aayog的负责人Arvind Panagariya在2017年离开印度时，人们并不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返回美国重新加入学术界”。同样地，拉詹，最初是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后来是印度央行的行长，当离开印度央行后，他回到了美国的学术界。当接替拉詹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的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结束了他成功的任期时，据报道，“在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完成了各种手续，并在他北楼的办公室与同事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随后于夜间乘飞机飞往美国”。

这种联系和工作变动并不少见，但近年来却颇受争议。在Panagariya离开后接任NITI Aayog负责人的Rajiv Kumar在谈到Panagariya和拉詹时写道，“我们可能会看到更了解印度实际情况的专家被委派到他们的岗位上。”

因此，高层的政策，无论是在话语上还是在执行上，大多是由说英语的、高种姓的、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执行的。精英们的教育、世界观和国际取向对政策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外来专家可能会模仿属于不同环境的政策辩论和问题（通常是具有更高国家能力的环境），这些政策辩论往往与普通印度人当前面临的问题无关，而“输入型专家”可能会加重一个本已虚弱的政府的负担，进一步加剧现有政策的执行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个案例。

印度产假

印度于2017年通过的产假法案就是一个例子，它吸引的是精英阶层而非大众。该法案要求拥有10名或1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为女性提供26周的带薪产假，高于此前规定的12周，比美国或法国的更多。事实上，只有加拿大和挪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印度的27倍和47倍——规定的带薪产假长于印度。

即便以世界标准来看，印度的这个产假法案是慷慨的，更不用说是对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言，但是，它对印度大部分女性的适用性却如此之小：在印度，大多数女性都没有工作(70%)；此外，大部分劳动力所在的公司不适用该法(84%)——要么为自己工作，要么为员工少于10人的公司工作；即使在有组织的部门工作(16%)，大部分的就业都是非正式的(58%)，所以法律同样不适用。如果我们假设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中，30%的工人(6.7%)是女性，那么可能有2%的劳动力是该法律的潜在受益者。如果我们更现实地假设，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中，只有20%的工人是女性，那么这项法律可能适用于1.3%的劳动力，或者说不到所有女性的1%。在实践中，即使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该法也会被广泛忽视。

印度的产假法案只与印度人口中的极小部分相关，并且如果它加剧印度法律被普遍忽视的程度、加大印度官僚无法执行现行法律的话，还很可能对经济和妇女整体产生负面影响。产假法案是Antony Allott所说的 "幽灵立法 "的一个例子：“通过之前没有的法律，但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以进步、有所作为的错觉，但现实却大相径庭。这种立法不是权力的表现，而是权力无能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部法律呢？就法律的受益者而言，受益者当然可能来自精英阶层。精英们处处都要求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但是这种赤裸裸的解释可能是不完整的。比起产假法，还有更好的方式将财富转移给精英。然而，这部法律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这是印度精英们认为好的、公正的、在国际社会享有声望的一部分。因此，当该法通过时，劳动部长Lok Sahba称其为“国际妇女节的礼物”，并自豪地指出印度妇女将获得比日本、德国、英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更多的产假。因此，印度的产假法和它的火星任务一样，体现的都是印度的民族自豪感。

房地产调控

在政策精英眼中正常和适当的住房监管，可能与普通民众的需求有很大不同。印度的经济适用房问题非常严重。印度是世界上贫民窟人口最多的国家，约24%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孟买，房价收入比非常高，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8平方英尺——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规定每个囚犯的牢房至少要有50平方英尺(经济学人2012年)。

经济适用房的需求是极端的，然而在Ahmedabad和Surat等城市的住房法规中，涉及对雨水收集、太阳能热水、可再利用废水回收等事项的要求——这份清单无疑会在美国加州获得批准，但对大多数过着普通生活的印度人来说，这种监管要求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相去甚远。此外，有关房屋的监管要求还包括规定房间、楼梯、地块大小、道路宽度的最小尺寸，以及楼层空间指数、建筑高度、电梯、开放空间等。这些监管要求都很常见，并会大大提高成本。

再比如考虑停车要求。对政策精英们来说，停车要求似乎是一项明智而自然的要求，但大多数印度人并不拥有汽车，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两轮车。在经济适用房中留出停车的土地是浪费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减少停车空间，就可以建造更多的单元，从而使得土地成本更广泛地分摊，降低租金。通过减少道路宽度，可以进一步降低租金，同时还可以满足应急车辆的需求，也会增加行人的安全。Bimal Patel、Sweta Byahut和Brijesh Bhatha进行了一项仔细而有根据的分析中表明，在不降低安全或建筑材料质量的情况下，取消少数最昂贵的要求将使得住房成本降低34%，供应量增加75%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