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理智的世界里，一个以低成本教育数百万贫困学生的系统将受到赞扬和支持，但印度精英阶层对这些私立学校嗤之以鼻，并试图扩大失败的公共系统，往往以牺牲相对成功的私立系统为代价。2002年印度宪法第八十六修正案通过后，初等教育成为印度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了将这一基本权利转化为行动，印度政府精心制定了2009年《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又称《受教育权利法》，或RTE），并于2010年生效。该法规和根据该法规制定的规则，构成了目前印度初等教育政策的框架。

RTE是精英思维和“想当然”心理的经典例子，或者说试图建立从发达国家借来的可衡量的规范和标准，而这些规范和标准在印度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也几乎不能促进学习。RTE法规本质上是一份强制投入的清单，没有提到学习成果，更不用说监测和评估这些成果的标准。

RTE列出了七个类别的规范和标准：(1)师生比率，(2)建筑规范，(3)最低预设的教学时间，(4) 教师最低工作时间，(5)教学设备提供，(6)图书馆设施和(7)玩具素材、游戏和运动器材。在每个类别中，都有具体的要求。例如，在“建筑”这一类别中，该法案规定了诸如男孩和女孩单独的厕所、用于午餐的厨房、教师办公空间、围栏和操场等要求。

这些都是学校获得RTE承认所需的要素。任何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学校将失去认可，并可能被迫关闭。RTE会惩罚低预算的私立学校，因此，一所没有围栏操场的城市私立学校，即使家长选择了这所学校而不是免费的公立学校，也会被迫关闭。此外，RTE会惩罚向教师支付市场工资的私立学校，因为市场工资远低于公立学校支付的教师工资。

有关学校关闭的数据很难找到，因为各邦并没有对所有私立学校进行记录，而且这些私立学校大多因违反几十项规章制度和许可证要求而尽力躲避官方视线。根据新闻报道的快速调查表明，自采用RTE以来，有1万到10万所私立学校被关闭。第二种更令人不安的趋势是，RTE创造了大量机会，威胁关闭正常运行的私立学校胁，这种情况刺激私立学校向官僚机构支付额外费用，由此提高了面向穷人的低预算私立学校的进入成本和运营成本。

RTE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衡量或评估学习成果的内容。事实上，RTE的一些规定不鼓励这样的评价。这些规定中有一项要求，即在完成初等教育(即到八年级)之前，不得留级、开除或要求通过委员会考试。

奖励那些让孩子们逃学的公立学校，惩罚那些符合市场标准的私立学校，这样的框架注定是一场灾难。但是印度的精英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充足的图书馆、操场和较低的师生比例是衡量质量的标准，毕竟世界各地的公共教育都在使用这些标准。不符合这些世界标准的学校被认为是在欺骗穷人的血汗钱，因此应该被关闭。在发达国家，这些经验法则非常有效，因为在类似背景下，我们可以假设，老师们真的会来上课。正如Lant Pritchett所说，对投入的狭隘关注是由于 “学校教育的同构方法，只考虑那些'单薄'的要素，因此可以进行官僚式的监控、跟踪，并在原则上进行监管”。相对于衡量投入的标准，实际的教育是一种 “并不单薄”的、脉络式的工作。但注重投入，对印度精英来说是有意义的，对印度官僚机构来说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们可以从重投入的措施以及对私立学校命运的掌控中增加获益。

结论：国家能力有限，就该自由放任

精英们试图让印度模仿执行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和监管，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其结果是过早地承担，国家能力则进一步崩溃。在国家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教训。能力有限的国家，面对绩效目标难以衡量或有争议时，它就很难执行带有这种绩效目标的任务。在任何官僚机构中，相关的代理人都会问自己，是按照官僚机构的目标行事，还是按照自己的目标行事。在理想的情况下，激励机制可以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但是，当国家能力有限、绩效目标难以表述或衡量时，代理人就更容易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这表明能力有限的国家，应该更多地依赖市场，即使是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即假定的自由放任主义。市场检验并不完美，但它是一种检验。市场是国家行动最显著的替代方案；因此，当国家行动的成本增加时，应该更多地使用市场。例如，想象一下，美国政府支出必须削减10倍：将所有项目削减90%有意义吗？不太可能。有些项目和政策是很有价值的，但只有在国家能力和人均GDP较高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讽刺的那样，“一个不能为其公民提供清洁用水的国家，不应该对电影对白进行管制”。如果美国政府的经费只有目前水平的十分之一，就会少做很多事。那么，为什么印度政府不做更少的事情呢？

事实上，当我们纵观历史，我们看到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项目。例如，在过去的200年里，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承担了更多的任务。但当我们今天纵观各个国家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模式。穷国的政府规模并没有明显小于富国，而且事实上，穷国往往比富国进行更多管制。

从很多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种不同模式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看，发达经济体或许一开始就更加放任自流。事实上，根据这一观点，由于发达经济体已经明显认识到，自由放任会导致不公平、商业周期不稳定，以及环境、分配和其他道德问题，因此欠发达经济体跳过自由放任阶段是有意义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避免相对自由放任的错误，从加强管制开始。

在这里，我们提出的另一种观点，相对自由放任是发展的一个步骤，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步骤，即使发展的最终理想终点是一个受管制的混合经济。假定自由放任是能力有限国家的最佳政府治理形式，也是国家发展能力的最佳学习环境。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财富、教育、贸易和信任可以增长，这反过来又会允许更严格的监管。

【文章来自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发表于《独立审查》（The Independent Review）秋季刊，微信号“思想库报告”翻译刊载，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