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平”与“中国和平”迎面相撞

在例外状态下，美国不得不超越“遏制政策”，“寻找机会进攻”——米尔斯海默提到的例子是1950年，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尽管这次“尝试导致了灾难”（《美国大外交》，页22）。

“仁川登陆”战役之前（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直接授权麦克阿瑟把战争延伸到半岛北部”。

尽管美国军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杜鲁门总统还是担心，一旦联合国军在没有完全打败对方的情况下停止进攻，会在国内造成“对共产主义手软”的政治影响。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会把任何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停止进攻的计划视为对共产党的“绥靖”。[29]

直到今天，美国的政治战略家米尔斯海默仍然说：

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30]

这一观点让笔者想起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一致性：警惕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势力的包围具有道义优势，即麦金德所谓的捍卫“民主的理想”。斯皮克曼同样宣称，英国和美国抵御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的战争是在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标准”，因为这两个“霸权国家在原则和理念上的发展与整个西方文明进程背道而驰”（《和平》，页61）。

这样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但实际情形究竟如何，我们却未必耳熟能详。斯皮克曼清楚地知道，美国能够击败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势力，凭靠的是自己在“军备上的成功”和善于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而非凭靠“民主的理想”，因此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对许多武器和战术进行重新评估。”

何况，斯皮克曼与麦金德都很清楚，在这次战争中，与美英结盟的苏俄帝国并非持有英美式的“民主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楚表明，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标准”而干预德意志第三帝国吞并西欧和进逼英国，也没有干预日本帝国公然对中国全面入侵。斯皮克曼有理由说美国是反法西斯的伟大的国际武士吗？

同样发人深省的是，米尔斯海默在重温凯南的“遏制思想”时忘了提醒美国人，凯南认为美国的“致命弱点”是信奉“自由民主”观念。在凯南看来，“自由民主”有如“一种史前动物，他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因此，凯南最为担忧的事情是，美国人成了“国际法与道德观念的奴隶”。[31]

1968年7月，一名美国第九步兵师的士兵使用M79榴弹发射器引导直升机进入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北部边缘的行动

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的中译本出版于1965年，当时，美国干涉越南内政的战争已经全面升级，或者说美国正积极推行斯皮克曼制定的“遏制”战略方案。如今的美国人自己也不认为，插手越南内战是正义的战争，何况美军还使用了种种非人道的战术手段。[32]所谓“遏制”不过是“干涉”的代名词，毫无正义可言。

1965年，美国投入越南的兵力已经达到20万，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再度面临“美国和平”的战争威胁。毕竟，由于美国在1950年6月重新介入中国内战，阻止新中国建立自己的国内和平秩序，这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内战状态。美国人不可能告诉中国人：美国南北战争时，大英帝国曾试图阻扰美国的统一，北方的政府军如何凭靠武力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

不难理解，在1965年，很少有中国读书人会在意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因为，当时的我们都清楚何谓“美国和平”。1970年秋天，笔者正上初中，学校组织学生看了一部关于越南战场的纪录片：片头以静默的画面首先纪念为拍摄此片而牺牲的27位中国战地摄影师。随后，笔者看到美军轰炸越南北方的实况记录，其战况之惨烈让笔者迄今难忘。

北越小朋友在露天唱歌

50年后的今天，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突然之间有了两个新译本，其中一个属于“地缘战略经典译丛”。[33] 在这个新译本中，斯皮克曼的一段话被删掉了。斯皮克曼在1943年时说，如果日本战败，那么，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远东地区的支配性强国，前提是它能够达成真正的统一，并且日本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摧毁。而能够平衡中国大陆强国的只有北部的俄罗斯。如果西方各大强国还想在这一地区保持影响力，它们就必须为自己的海空力量寻求岛屿基地。考虑到中国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毫无疑问地是有限的，上述基地足以遏制中国完全统治远东的图谋。[34]

这让笔者感到非常奇怪：难道有人要为罔顾国际正义的“美国和平”打掩护？

斯皮克曼随后再次说道，

随着日本在这场大战中战败，中国大陆沿海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将不再掌握在日本手中，中国将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和平地理学》，页79）

这句话没有被删掉，是否因为斯皮克曼在这里没有提到必须“遏制中国”？

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如今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脑筋有一个自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定见：美国的所有行为都出于正义。

1999年，美国毫无顾忌地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表明，直到这个时候美国仍然没有把中国视为值得正眼看待的地缘政治单位。仅仅两三年后，坦布斯就在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缘政治》英译本导言中几乎是以惊呼的语调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国际战略是毛泽东的“延安道路”的延续，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安全。[35]他发出警告说，即便美国在战略空军和导弹技术方面占优势，抢先实施了极地战略（Polar Strategy），并致力确保核均势以及限制核扩散，仍然需要“恢复麦金德的战略视野”（《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页160）。

遭到轰炸后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自19世纪末崛起以来的地缘政治意识中，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一直非常模糊，而且显得游移不定。二战结束之际，幸好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体，即便在内战状态中，中国人仍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的入侵。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共内战持续时间不长。否则，随着域外势力插足，中国自身也难免会成为一大破碎地带。

余论

二战之后，美国帮助英国逐步收复失地，如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所说：英国国旗覆盖的地方，现在应该覆盖美国国旗。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该轮到美国来建立东亚的“和平秩序”了。冥府中的斯皮克曼会自豪地认为，他的观点富有预见性。第一，由于美国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迄今没有“能够达成真正的统一”。只要美国能够永久阻止中国的统一，中国就毫无疑问地不可能成为远东地区的强国。

第二，美国在战后强制战败国日本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1951年9月），为自己的海空军事力量找到了天然的“永久性”岛屿基地，接替了大英帝国对心脏地带形成包围的战略前沿东端的防务。换言之，凭靠并不道义的绝灭性武器，美国的确彻底摧毁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可是，美国又重新扶起倒地的日本法西斯政客，让他们重整日本军事和军工力量，使整个日本岛成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沿。

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D.D.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

第三，朝鲜半岛停战之后，美国随即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8月），进一步巩固了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端的军事占领。

斯皮克曼唯一看走眼的是，他以为东亚北部的俄罗斯可以平衡中国这个边缘地带大国，因此他建议美国与俄国联手压制中国（《和平》，页77 - 78）。斯皮克曼没有想到，美国在战后独霸日本，除了凭靠并不道义的绝灭性武器，与苏俄化友为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并不难理解。早在16世纪，欧洲人就感到俄国人的威胁，而欧洲人自己则不应该忘记，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曾实施“向斯拉夫人进军”的行动。可以说，俄国人与欧洲人的地缘政治角力长达数百年之久。[36]

美国就这样建立起了延续迄今的东亚“和平”秩序，但这是一个正义的秩序吗？美国的政治家或政治学家会说：美国只承认Status Quo State［基于现状的状态］，不会承认Status Quo ante［在此之前的状态］，即实际上主张Status Quo Power［基于强权的现状］。为了让这种没有道义可言的政治原则得以成立，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必须发扬马基雅维利式的非道德化的政治思维传统，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免在政治辩论中被论敌攻击的机会。

基于美国式的“东亚和平”秩序，当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大谈“中国威胁”论，并无正义可言，只能说有他的道理而已。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是一种什么道理，那么，我们就只能被迫在“美国和平”的前提下谈论地缘政治博弈，除非我们的脑子已经把“美国和平”视为正义的秩序。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与防卫政策的重要分析家，艾利森（1940 - ）教授曾任里根政府国防特别顾问，参与过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美国对外决策的制定以及危机处理。他的《核恐怖主义》（2004）一书曾被《纽约时报》选为年度图书100部之一，而他提出的著名问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迄今人们仍在热议。[37]

对此我们值得提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美国军队驻扎在日本和韩国，还不断出售武器给中国的台湾，艾利森提出这一问题的正义理据何在？如果俄国军队驻扎在古巴，并在那里部署了大量导弹和先进战机，然后俄国政治家问美国人：“俄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难道美国政治学家不会觉得这个问题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