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小枫】

2002年，豪斯霍弗（1869 - 1946）将军的《太平洋地缘政治》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于1925年（1936和1938年两次再版），差不多8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学家为何会突然想起这本书并译成英文？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 《太平洋地缘政治》

如果我们记得，据说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曾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提供过战略指导，并因此而曾被美国政治学家视为“伪科学”，那么，这事就更让人觉得蹊跷。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坦布斯教授为英译本撰写的“导言”让笔者的感觉从蹊跷变为惊讶：他毫不掩饰地说，翻译此书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据说，如果中国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陆地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海洋国家”，那么，麦金德（1861 - 1947）早就预示过的“海洋国家的噩梦”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将何去何从？究竟是正在衰落的大西洋，还是豪斯霍弗预测的未来的海洋——太平洋？[1]

麦金德的确是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但他预言过中国的“崛起”及其威胁？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心脏地带”漫画

美国政治人何时把中国视为眼中钉

科恩（Saul B. Cohen）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他的《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据说在美国是权威的大学教科书（2009年初版，至2017年已印行六版）。这位研究中东地缘政治的专家在书中对美国学生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国家的崛起看成对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

因为，一种控制了枢纽地带的欧亚大陆陆上力量（不管是俄国、德国或者中国，特别是前两者的联盟）将取得对海洋世界的优势。[2]

所谓“或者中国”并非麦金德的说法，而是科恩因应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新格局添加的。20世纪初的欧洲大战（1914 - 1919）结束之际，为了构建世界“和平”秩序，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研究》（1919）。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但麦金德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仅仅一带而过地写道：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个国家很复杂，治理虽良好，却长期处于“呆滞状态”。[3]

1919年初，巴黎和会的准备会议在法国萨隆召开

1943年7月，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态势已经出现逆转，但中国战场仍然前景黯淡，日军即将针对华北的中共军队展开“秋季大扫荡”，而针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战略轰炸已持续了长达5年半之久。这时，麦金德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修改其“心脏地带”概念的政治地理学含义，仍然没有把中国视为值得重视的地缘政治单位。他同样仅仅一带而过地说：一旦海上强国驯服德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位于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的“古老东方文明”必定会走向繁荣。[4]至于中国和印度走向繁荣之后是否会对海上强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威胁——遑论“最大威胁”，麦金德未置一词。凡此表明，麦金德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好中国。

在此一年前的初春（1942年3月），荷兰裔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1893- 1943）出版了400多页的大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因应1930年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变局为美国提供战略应对方案。该书为美国在战后的地缘扩张和打造“美国和平”提供了政治学依据，摩根索（1904 - 1980）大名鼎鼎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1948）显得不过是其续篇。[5]

在斯皮克曼看来，美国到了应该崛起并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的时候了。通过继承并修改麦金德的理论，斯皮克曼致力于把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学转换为美利坚帝国的地缘政治学。正是在这本大著中，中国成了美国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最大威胁”，而且不是“之一”。

斯皮克曼在书中提到，“直至1941年秋”日本已经“控制了远东沿海地区”。[6]看来，斯皮克曼的这部大著收笔时，“珍珠港事件”还没有发生，德国也尚未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亟需普及地缘政治学教育，以动员民众投入战争。1942年秋，斯皮克曼在他所在的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一次题为“和平地理学”的演讲，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扼要重述《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次年夏天，斯皮克曼因患癌症病逝，时年50岁。美国的政治人无不为这位政治学英才的早逝深感惋惜。当然，他们也感到庆幸，斯皮克曼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抱负，即为美国在战后打造“和平秩序”提供战略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