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角度上讲，地理大发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历时差不多三个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王国的海外竞争仅仅是第一阶段，西班牙发现并占取了南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凭靠武力霸占了航线，不准其他王国使用，英格兰和法兰西王国只有另辟航路，从北面、西北面或东北面沿哥伦布开辟的方向往西，结果有了新的发现——发现从加勒比海到北极的北美洲大片陆地，并随即开始殖民。

1632年以后，英格兰王国和荷兰王国崛起，冲撞西班牙王国的霸权，强行占用其航路，开始了争夺亚洲的贸易战，一直到18世纪前30年，史称第二阶段的地理大发现。18世纪中期，欧洲王国主导了对美洲和亚洲的探索：航队由海军带着科学家进行探察，大致搞清了太平洋东西海岸陆地的一般结构，证实了托勒密的地理设想是错的——史称地理发现的“白银时代”。库克发现南太平洋的陆地之后，地球上留待探察的海岸线已经所剩无几——史称第三阶段的地理大发现，从此才有了今天作为定版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

施米特在这里着重记叙了前两个阶段的历史性划界事件，并力图揭示这两个阶段的“划界思维”的差异。我们必须关注，他的如此笔法的政治史学意图何在。

施米特说，1492年仅仅是哥伦布受命远航的标志性年份，它并不是“划界思维”的开端。真正的开端是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在1494年5月4日发布的“教宗子午线”，以此解决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的争端。施米特顺便驳斥了确定的陆地与自由的海洋自古对立的论调：

1713年到1939年之间国际法空间秩序所体现出的确定陆地与自由海洋之间的对立，在划界的当时还是陌生的事情。（页58）

陆地的确定性指陆地有主权归属，海洋的自由性指海洋尚未有主权归属。“教宗子午线”划过之后仅仅一个月（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宗使节调停下，通过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条约》又划定了另一条子午线。在施米特看来，这个条约首次划分——或更准确地说瓜分了——整个地球的海洋范围：“以该子午线为界，往西新发现的区域归西班牙，往东新发现的区域归葡萄牙。”换言之，对陆地的占取包含对海洋通道的控制权，从此海洋不再具有无主的“自由”性质。

Pope Alexander VI （1431-1503）

作为《托尔德西利亚条约》的补充，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29年4月签订《萨拉戈萨条约》（Vertrag von Saragossa），划定了一条穿过东西伯利亚、日本和澳大利亚中部的所谓“拉亚线”（Raya），纵贯太平洋西部。这条地球分界线不仅在施米特随后的论述中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条线靠近中国，更不用说这里直到如今仍然是政治地缘学所谓的破碎地带。

接下来的1559年，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Cateau Cambrésis）。这次划分具有世界历史的转折意义，因为，这次是西班牙与法国解决争分。这意味着，划界冲突已经越出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范围。尽管如此，这次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强调了所谓“友好”性质。换言之，尽管西班牙与法国不属于同一个政治单位，毕竟认同双方都属于欧洲大家庭，信奉同一个上帝，应该“友好”解决争分。

La paix du Cateau-Cambresis ou la réconciliation symbolique entre la France et l'Espagne.

随后，施米特的世界史目光突然投向了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提到美国的崛起。

全球性的划界思维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这种思维的多个例证现在要以国际法空间秩序的眼光来进一步评断。这些例证共同构成自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二战时的美国声明期间一系列相互关联而统一的理论序列。（页60）

施米特把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与二战时的美国相提并论，并连成一条历史的长段线索，其意何在？难道他想要说，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欧洲自1492年以来的多次更改全球划界的最近一次而已？

施米特更看重“拉亚线”和“友好线”，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拉亚线”表明，远离欧洲地域的陆地和海洋成了欧洲强国的争夺对象；“友好线”则表明，更多的欧洲强国加入了争夺行列。因此，第三章以这样一个标题开始：国家成为新的国家间欧洲中心主义全球空间秩序的主导力量。这就引出欧洲国家之间必须通过订立法律来规约相互关系的问题——欧洲国家之间的共同法即国际法成为当务之急。

可是，施米特为什么要把“拉亚线”和“友好线”与20世纪的美国联系起来呢？可以设想，按照“拉亚线”和“友好线”的逻辑，美国的崛起必定会参与欧洲王国之间的划界争分，因为美国毕竟是出自欧洲母腹的国家。我们都清楚，从开罗宣言到雅尔塔协议，美国和苏俄主持了新一轮全球划界。不用说，与过去的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情形一样，重新划界取决于国家间的战争胜负。欧洲国家即便因全球划界相互之间打得一塌糊涂，毕竟都在“友好线”之内，但20世纪的二战后的美国修改了堪称现代欧洲传统的“友好线”原则，打破了近三百年来形成的欧洲国际公法的规矩，颠覆了欧洲的“友好”战争法。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大地的法》第三和第四两章的重点内容是战争性质的历史嬗变：从中世纪的战争到现代欧洲的“非歧视性战争”，再到欧洲纪元终结时（1890年以来）的歧视性战争。

四、“友好线”与歧视性划分

既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些划界条约的演变及其历史关联，便隐含着“全球划界思维的不同线路和不同阶段彼此交错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空间秩序”，其中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国际法内涵。政治史学式的思考需要考察这些条约的国际法前提和预设，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政治空间观念。这样一来，施米特就把问题上升到政治哲学高度，霍布斯和黑格尔接踵出场。

可见这一节非常重要，施米特在这里提出的三点理论分析，是随后两章展开的基础，颇值得细看。

首先，从西葡两国的拉亚线到英法两国的“友好线”（amity lines），其间有一个历史性转折。因为，西葡两国在“精神上同质”，服从罗马教廷调停，拉亚线作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契约性协议，“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宗教秩序（ordo）以及政权实体”，罗马教廷“实乃一个国际法上的裁判官”。罗马教廷虽然不能决定陆地归属，却负责传教区的划分（Missionsgebiete）。施米特承认，这本身“也是一种空间秩序的表达，即一种区分基督教势力范围和非基督教区域的空间秩序”。

不仅如此，由于“传教区的划分与航海和贸易的界分息息相关”，教宗也就插手了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基督教王国是否有权利对抵制传教和“自由贸易”的地区动用武力。为此，西班牙的多明我会教士维多利亚（Francisco Vitoria，1483 - 1546）在1538年提出了一套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在维多利亚看来，传教自由和商业自由起初不是、但最终成了“正义战争的法权资格，并因此而成为占取和兼并的法权”（页61注释）。[10]

Francisco Vitoria （1483-1546）

尽管如此，在施米特看来，“拉亚线本身并不涉及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地区的界分”，而是“两个大肆占取的基督教势力之间空间秩序框架下的一种内部分界”。关键在于，当时，“占地和夺海尚未区分开来”，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共同空间秩序尚未突破。

1559年，西班牙与法国达成口头性的《卡托 - 康布雷齐和约》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带有的欧洲历史因素是罗马教会的分离，从而开启了“天主教和新教夺海势力之间宗教战争的年代”。为什么施米特看重这个口头协定？因为它对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区分欧洲基督教家庭内部与外部的冲突：天主教和新教及其国家间的冲突属于内部冲突，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与外部的冲突另当别论。

这意味着，所谓“国际法”是欧洲大家庭内部关系的法律，不适用于这个家庭之外。西班牙多次表态，“诸多条约对‘印第安’（Indien）不起效用，因为它属于新世界。”这意味着，欧洲大家庭之间发生战争，各家庭成员就得遵守欧洲国家间的规矩，即所谓“国际法”。如果是这个大家庭成员与某个非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就可以不讲规矩，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可以放火烧圆明园，法国人攻入维也纳则不能干这类事情。

施米特提到，为了与西班牙国王竞争，法国与异教徒、野蛮的海盗乃至“西班牙在美洲的城市结盟，共同实施掠夺”（页63），就使得事情复杂化了。因为，两个同属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冲突引入了外部成员。但是，由于这一冲突发生在欧洲地域之外，或者说发生在“界线另一边”，就不受欧洲大家庭法律的约束。这样一来，划界就变得了秩序的分界：两个同属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冲突在界线这边和那边，是有法和无法的区分。

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

施米特举例说，法国的枢密官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1585 - 1642）宣布，法国船舰不准袭击西葡两国船只，仅以北回归线为界，越过此线就不受约束，除非西班牙和葡萄牙开放通往美洲和印度的陆上和海上通道。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地理大发现的第二阶段即欧洲各强权国家争夺海外势力支配权时期，欧洲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仍然受均势状态的限制。

以此线为界，欧洲结束，新世界开始。以此线为界，欧洲的法律，尤其是欧洲的公法，也失去了效力。因此，从这条线开始，迄今的欧洲国际法所推动的战争禁令也失效了，为占取而行的争战肆无忌惮。在这条线之外，一个“海外的”区域开始了，这里不存在战争的法律限制，所行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页63 - 64）

欧洲人的“文明”行为仅仅是内部行为，在“友好线”之外就是自然状态，在这里没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或共同的权威”。欧洲国家共同认可，此线之外“尽是自由新天地”：“所谓自由，是因为这条线划定了一个可以肆意使用暴力的区域。”在当今美国的“自由航行”的宣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三百多年前的这层含义。

该界线的潜台词是，只有基督教欧洲的诸侯和子民，才能成为参与新全球占取的协约伙伴。但是，这些隐藏在基督教欧洲诸侯和民族之间的所谓共同点，既缺乏一个统一的、具体且有合法性的仲裁机构，也缺乏一种除了弱肉强食、先占先得之外的具体的划分原则。由此可以产生一个普遍的设想，即此线彼岸发生的一切，都不能用迄今在欧洲已获承认的法律、政治和道德标准去评价。这将意味着欧洲内部问题的巨大缓和，而这种缓和矛盾的方式，正是国际法上臭名昭著的“界线之外”的伎俩。（页64）

应该注意到，黎塞留在1634年7月宣布这一规矩时，正值欧洲内部的现代第一场大战即德意志30年战争（1618 - 1648）期间，而20世纪的两次欧洲大战则被好些史学家视为第二次这样的30年战争。

施米特对于这三点的理论分析侧重于第二点，篇幅长达8页，而第一和第三点分别不到两页篇幅。在这里我们看到，施米特让他所关注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哲学高度。

16、17世纪的友好界线彰显了两种所谓的自由区域，在此，欧洲各族对外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展拳脚：其一是自由的土地——美洲，欧洲人可以在此自由地占取，一切旧有的法律不必再顾忌；其二是自由的海洋，新发现的大洋被法国人、荷兰人和英格兰人看成可以自由占取的区域。（页64）

这无异于说，所谓“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海洋”其实都是掠夺性概念，但它听起来像是指罗马法意义上的共同财物（res communis omnium），从而是个彻头彻尾的欺骗性概念。人们没有想过：谁与谁拥有共同的“自由土地”和“自由海洋”？

由于争夺遥远的“自由土地”需要通过“自由的海洋”，于是就有了英国法学家塞尔顿与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历史性论争。[11]不过，施米特在这里没有论析这场著名论争，而是致力于揭示“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海洋”这两个掠夺性概念所引发的政治哲学史问题：

基督教政府所承认的划分出去的自由领域造成了一个后果，即普遍、彻底地撼动了所有传统的精神和道德原则……换言之，对古代和基督教中世纪传承下来的所有规则和前提，自由领域的划分意味着一个彻底的颠覆。（页65）

施米特尖锐地指出，划分出自由领域意味着，正义、善乃至真理有一个适用范围：“基督教的王侯和子民都一致同意，对于特定的地域不去区分是非与对错。”这意味着所谓“自由”就是无法无天，没有任何道德约束。欧洲人在自己的家园内才是文明人，在家园之外是野蛮的自然人。

施米特由此引出了对霍布斯国家理论中的自然状态论的重新理解，并坦然承认，自己在12年前（1938）发表的《霍布斯国家理论中的利维坦》也没有能够看到这一点，即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是狼，这个观点与“友好线”的划分有“历史性关联”（页67注释），尽管他看到，即便接受了国际法，欧洲各国仍然处于相互对峙的“自然状态”——“国家里才有安全，国家之外毫无安全”。[12]

Homo homini lupus[人与人是狼]的名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新世界的占取上，这一格言突然显得急迫和有杀伤力。（页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