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例子能够证明与中国革命党人的“废约”主张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自相矛盾”吗？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岂止是“租界”，连朝鲜的新军也是清朝政府派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更何况甲午战争的起因是中国派军队为朝鲜抵御外敌。“中国与墨西哥、秘鲁互享最惠国待遇”，难道互享最惠国待遇权利以及相互取消这种权利，在道德上有问题？

最滑稽的例子是：日本与中国本来互享领事裁判权，后来日本成了欧洲式大国，于是多次要求修约，取消中国在日本之领事裁判权，这意味着日本凭靠自身军事实力的增长要求单方面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位史学家究竟在证明谁的道德有问题呢？

尽管如此，这位史学家仍然凭此认为，长期以来的“革命史观”已经“遮蔽了外交史中丰富的其他面向，窄化了我们对近代史理解的视野，也扭曲了对史实的诠释”，应该以“实证研究”清洗国共两党在1920年代以来打造的革命史学修辞，转而“注重外交常轨之交涉谈判”，而非“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

国共两党用简洁易懂方法，把技术上复杂艰涩的“不平等条约”描述为限制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其媒体宣传迎合并激发了大众情绪；北洋外交家的理性辩论措辞无法相比，国共两党发动的公众运动成功地赢得人心。（《修约史》，页8）

我们可以问：实证史学家的“实证研究”不会“扭曲对史实的诠释”吗？接下来这位史学家自己就马上扭曲对史实的诠释。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借参加欧战废止了中德和中奥条约，“收回两国不平等特权”，堪称“中国外交史之创举”（《修约史》，页62 - 66）。我们有理由问：北洋政府是靠“外交家的理性辩论措辞”收回“不平等特权”的吗？

这位史学家还说，巴黎和会之后，中国单独与德国议约，订立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新条约，甚至取得协约国各国所无之俘虏收容费，以及巨额之战事赔偿”，是“近代中国唯一对外以战胜国身份取得的战事赔偿”，堪称“北洋修约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修约史》，页82 - 109）。施米特若看见长达数十页的这种“实证研究”未必会生气，他多半会感到好笑：中国竟然有这种脑筋，可怜的中国人！

我们自己当然会感到惊诧：这位史学家没有提到引发“五四”运动的事情，似乎北平学生阻扰北洋政府外交家在巴黎的“理性辩论”是道德上有问题，而北洋政府“以工代兵”派出劳工参战，在战场附近修战壕死伤无数，得了“巨额之战事赔偿”，在道德上没问题。[25]更荒唐的是，这位史学家把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取得”的这份新条约视为“完全平等”的条约——连小学生也不至于如此理解“平等”吧。

还有荒唐的“对史实的诠释”——这位史学家说，

“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家实践上意义不大。1925 – 1927年间，国民政府厉行“革命外交”高唱“废约”，但那时尚非国际承认之中央政府，也未曾真正废除过条约。412[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回归国际外交常轨，强调“改订新约”，自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失去国际交涉上的实质意义。（《修约史》，页7 - 8）

看来，这位史学家多少还知道一个政治常识：弱国无外交。搞笑的是，他在书中以1924年5月31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通常简称“中俄协定”）为个案，花了120多页的“档案分析”来证明，北洋政府“尽管内外交迫，但仍坚持维护国权，外交表现可圈可点”（页174–308）。如果这位史学家埋头看档案太忙，没时间学习基本的史学和政治学知识，那么，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谈政治史的事情。毕竟，条约谈判以及订立条约在“技术上复杂艰涩”，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复杂难辨是两回事，而且问题层次有天壤之别。

中俄边界接壤数千公里，两国之间历时长达三百多年的划界史足以证明，中国与施米特所说的欧洲国际公法的遭际。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的东段边界，之后划界订约20多次，中国不断丧失领土的过程，也是沙俄帝国成为欧洲公法大家庭要员的过程。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即帝国主义时代或施米特所说的“新大地法”来临之前，俄国通过多个条约切割了中俄边界东段和西段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26]李鸿章弥留之际，俄国公使跪在他面前，恳求他在一份切割中国土地的条约上签字。李鸿章至死没签，但这位生不逢时的大政治家闭眼之前，眼角为中国流出了最后一滴泪珠！

李鸿章（1832-1901）

列宁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19/1920），第一次仅宣布放弃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俄中歧视性条约，但包括承诺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第二次则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今天的我们很难说，北洋政府错过时机，苏俄随着自己的国际处境好转又收回了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毋宁说，中国虽然比俄国早几年改制共和，却并未实现国家整合，在具体谈判中根本无力落实重新订约和划界，北洋政府的外交表现何以谈得上“可圈可点”。

如今的我们也已经知道，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理念并没有真的创制出一种“新大地法”。事实上，苏俄政府在具体谈判中仅同意至多放弃沙俄帝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个条约。即便是1924 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也仅仅规定中国有权赎回中东铁路，赎回之前由中苏共管，实际上是苏俄独占。

不仅如此，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趁中国内战频仍，斯大林的苏俄帝国更进一尺，超越沙俄帝国时期的歧视性划界条约，把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岛屿划去600多个。

黄群（1883 - 1945）

20世纪初，有个中国留日学生叫秦力山，他天真地相信，西方文明的基石是国际法秩序，并非仅仅是“凌弱暴寡”。同样是留日学生的黄群（1883 - 1945）在创刊于20世纪之初的《新世界学报》（1902年9月）上曾撰文批驳：从理论上讲，国际法固然基于各国的平等自主，问题在于，各国强弱实际上不同，国家地位事实上不平等。西方的所谓“文明国”的含义其实是强国，条约缔结无异于以强凌弱，国际法并不可恃：埃及亡于英法、印度亡于英国，波兰亡于俄国，无不是“优食劣肉、竞争最剧之场”的“新世界”中“文明国”以“公法”为外衣弱肉强食的证明。[27]看来，有人的脑筋天生清楚有人的脑筋天生不清楚，乃是亘古不变的人类学事实。一旦人们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陷入无谓的学术论争。

七、新中国与国际法

《大地的法》最后一章紧紧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历史语境，意在强调欧洲国际法原则的歧视性转变，即对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施行歧视性惩罚。第一次欧战前后时期的中国，与施米特论析的欧洲公法国际普遍化的历史语境相吻合：甲午战败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义和团运动的悲剧性收场。[28]随后，中国出现了“东南互保”的分崩离析局面。这个时候，美国基于刚刚出笼的“门户开放”宣言提出“保全中国领土”的宣称。

拉铁摩尔早就指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是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他称这一宣言为“分我一杯羹”主义：

美国不愿中国被弄得四分五裂，深怕那些在中国业已获得殖民地所有权的国家会销售自己的货物，投入自己的资本，而损及美国的企业。美国那时虽然已有实力参加差不多任何经济角逐，但还未确定何种活动对它最关重要。[29]

拉铁摩尔还看到，美国的“门户开放”战略其实是跟英国人学的，即让中国始终是各帝国“自由竞争”的场所，毕竟，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凭靠欧洲式的现代经验，中华帝国一旦瓦解，随之而来的将是现代列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打一场类似于德意志30年战争的世界大战——1904年的日俄战争已经是一场预演。[30]对于新老列强来说，用武力瓜分中国不如以经济手段瓜分中国。于是，义和团事件后，中国被定性为“野蛮国”或“半开化国”，一系列涉及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一类的歧视性条约就来了。加上强制租借地、圈定势力范围、拥有铁路权和矿权之类的契约，史学界迄今都没法搞清清楚，究竟有多少“不平等条约”。若算上后者，据估计，中国承受的歧视性条约总数在一千以上，而非七百多。

《大地的法》第三次提到中国的历史语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页223 - 224），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施米特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对于欧洲国际法的全球化具有何种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选定日内瓦为国联总部所在地，因为瑞士的日内瓦在现代欧洲政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即在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似乎欧洲国际法在成为全球国际法时，应该采取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法理原则。

在施米特看来，国联名称用了“协会”（Société）或“联盟”（League）这样的语词，表明国联并不是一个联邦架构，而是操控中小型欧洲国家协同行动的机构（页222）。施米特强调，欧洲国际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废止战争，而是为了限制和约束战争”。因为，实际上战争没法废止，关键是“避免发生毁灭性战争”，但“国联对此却毫无助益”（页223）。施米特没有提到日本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行径，甚至没有提到国联在调查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事件后作出的决议形同废纸，尽管他提到，国联持守“不承认武力占领”这一“抽象原则”。

1931年的“918事件”在世界现代政治史上非常有名，沃格林在其《政治观念史》中也提到，“由于国际联盟在1931年未能适当处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才变本加厉。在沃格林看来，这是日本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结果，而西方自身随后也尝到了这种效仿的滋味。[3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夺取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但日本入侵中国，则只能说是日本学会了欧洲大国的恶习。

与施米特的论题相关，我们则应该看到，日本对中国的野蛮行径是欧洲国际法精神的结果。拉铁摩尔在1944年的一次讲演中承认，日本肆意侵略中国当归咎于英美纵容：

在英美这种“分我一杯羹”主义中，隐藏着一个大漏洞，从根本上削弱了我们反对日本侵占中国的立场。在我们英美向日本提出的所有抗议中，从未驳斥过日本对中国提出要求的权利。我们只抗议日本所获得的种种特权，不应把我们排除在外。（《亚洲的决策》，前揭，页11）

1938年底，日军同时占领武汉和广州，美国国务卿认为，“日本人已经在战争中取胜了，从今后，战事恐怕不过是大胜利之后的肃清工作而已。”拉铁摩尔还提到，1939年7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建议国务院废除日美商约，国务院认为，这会是“难以置信的荒唐举动”，因为这会使日本“警惕到我们已成为它的死对头”（同上，页7 - 8）。

东京审判期间，受日本胁迫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美籍检察官季南问溥仪：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溥仪苦笑着回答说：那么多的“民主国家”都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听之任之，我一个退位皇帝怎么反抗？如果溥仪熟悉欧洲的现代历史，他恐怕会说，日本不就是向你们西方人学的吗？这不是符合你们的国际法习惯吗？我登基仅仅10天，日本就胁迫我签订秘密协定，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更不用说军事权力一律交日本驻军掌管。

若非日本攻击美国并夺取美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西方“民主国家”会接受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而溥仪仍然是被胁迫的皇帝。这类事情在欧洲现代历史中难道没有先例？马基牧师偷拍的南京大屠杀胶片，早在1938年3月就由美国《生活周刊》曝光，但直到1946年的东京审判，如此屠杀行为才被定罪为违反国际法和战争法。人们会问：为什么伟大的“民主国家”没有在1938年就依据国际法提出控告？因为中国属于欧洲的“划界思维”的另一边，是列强可以任意争夺的“自由空间”？为什么美国掌控的东京审判注重惩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而非入侵中国的战犯？难道这也是欧洲国际法传统的“友好线”遗风？

东京审判开庭前一天，英属澳大利亚籍的审判庭庭长卫勃法官提出，英国法官的座次要排在中国法官前面，并说这是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的意思。还有更荒唐的事情：28名日本战犯被告中有7名被判绞刑后，被告的美方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核判决。尽管在世界舆论压力下，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6票对1票否决了申诉，但高院受理这一申诉本身就已经暴露了“远东国际法庭”的政治性质。[32]如果我们还没有因此对欧洲国际法及其合法性程序的政治性质长见识，那就只能怪自己愚不可及。

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人的确有过这样的愚不可及。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上将（1878 - 1966）曾多次告诫，日本用军事手段切割中国领土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中国的政府和领袖必须坚决抵抗，否则没谁会出面救援，绝不能指望列强有可能联合或单独干涉。华北事件明显是“华方一味退让”，日方“空词恫吓”的结果。法肯豪森的洞察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化时期的德国经验，蒋介石却仍然指望英美法会因其在华利益出面干预日本，并未听从法肯豪森的告诫。甚至在卢沟桥事件之后到7月16日日军大举增兵华北之前的一周里，蒋介石还寄望与日本和谈，以待国联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