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今“天下”秩序的分界线

《大地的法》全书分四章，题为“引论”的第一章篇幅很短，由五篇短文构成，约40页（按中译本计算），但提出并讨论的问题颇为重要，即如何区分全球时代之前的万民法与全球时代之后的国际法。从“前全球时代的万民法”（Vor - globales Völkerrecht）概观入手，通过回溯基督教和古希腊的天下观，施米特提出了他对“法”的原初含义的理解：

对我们来说，法是关于空间分配的基本进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要，对于共同生活在这个业已被现代科学测量过的地球上的人民来说，它意味着实现了秩序与场域的结构导向性汇合。（页46）

显然，“全球[视野]”（global）是区分天下秩序的古今之变的关键。从而，理解何谓“全球[视野]”，乃是理解施米特论题的关键。

第一章最后一节题为“论占取作为国际法之建构性因素”，“占取”是关键词，而“国际法”指16世纪“欧洲崛起”以来的欧洲秩序赖以形成的公理性法则。换言之，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基于“16 - 17世纪的大占取运动”（页47）。

接下来的第二章，施米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耳熟但未必能详的标题：“占取新世界”。这里的“新世界”指美洲大陆。很清楚，从世界史角度讲，“全球[视野]”诞生于16至17世纪的欧洲“占取新世界”的历史运动。

第二章含三节，篇幅其实也不长（约60页），同样具有引论性质，尤其是第一节“最初的地球分界线”。在这里，“全球[视野]”的诞生被更为具体地界定为16至17世纪的欧洲大国对全球势力范围的地理划分。

施米特提出的关键论题基于如下两个要点：第一，欧洲的基督教君主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对西半球的“占取”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国家间冲突，欧洲国际法应运而生；第二，随着西半球的美国崛起，欧洲国际法便走向衰落。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是欧洲的基督教王国“占取”美洲陆地的结果，从而是欧洲秩序的延伸：为了争夺美洲地盘，欧洲大国之间在美洲大打出手。英属殖民地的欧洲人在北美洲建立的独立国家即美国与欧洲秩序若即若离的关系，乃是欧洲国际法嬗变或兴衰的关键。“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或“全球主义”的兴起，很可能意味着美国中心主义的兴起。

因此我们看到，随后的第三和第四章是全书主体，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约两百页）：第三章题为“欧洲公法”，即讨论欧洲纪元的天下之法的形成；第四章题为“关于新大地法的诸问题”，对应上述第二个论题即美国的崛起。所谓“新大地法”，无异于指美国的天下秩序之法。如果美国的新“天下法”与麦金德的世界历史政治地理观有内在的连带关系，那么，施米特凭靠“事实依据”的史学探究即便“设防”也不可能有效。

第三章第一篇的标题是“国家成为新的国家间欧洲中心主义全球空间秩序的主导力量”，换言之，对西半球的“占取”只会是国家行为。第四章第一篇的标题是“整个欧洲的最终占取”，施米特写到：

欧洲公法的花落时节，也正是欧洲以外的最后一块占取之地从欧洲强国们的手中失落之日，这也是共同欧洲国际法的谢幕演出。演出的舞台在非洲的土地上。与此同时，从1870到1900这段时期，作为亚洲的领先者日本逐步走上国际舞台，首先进入条约关系中，继而加入像万国邮政联盟这样的管理组织，并最终被接纳为欧洲国际法共同秩序中的平等一员。但是，在非洲大地上，仍然上演着欧洲国家之间为了开拓中的和新建立的殖民地社会而展开的竞争。（页196）

欧洲强国争夺非洲不过是“欧洲公法的花落时节”，接下来的第二节题为“欧洲公法的终结”。我们看到，施米特在这里给出的“事实依据”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成为美国崛起的起点。施米特说，这场战争表明：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了一个开放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次战争没有遵守西半球的传统的大陆概念，而是深入太平洋地区，甚至深入到古老的东方区域。（页274）

从此，“干涉被正当化了，美国可以插手政治、社会、经济等所有重要的世界事务”（页290）。因此，“欧洲中心”的终结绝非意味着国家本位的终结，毋宁说，它仅仅意味着美国成功将欧洲大国挤出美洲，让自己成为独霸美洲的大国，然后以此大国身份参与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竞争。吉尔伯特把“欧洲纪元的终结”的历史时刻确定为1890年以来，与施米特的看法完全一致。

由此看来，《大地的法》的第一章最后一节和第二章第一节乃全书枢纽，尤其后者。施米特在这里扼要阐述了随后三章的核心要点，但要看清这一要点，我们需要对比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的要点。

在麦金德看来，16世纪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仅在地球上的欧亚非大陆——他称之为“世界岛”（World - Island）——的两个区域展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定居在欧亚大陆被海洋包围的东、南、西面的“新月形”（Crescent）边缘地带，欧亚大陆“腹地”（heart - land，又译“心脏地带”）即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地域极为广阔，人口却十分稀少，但这里的草原部族却对新月形地带的政治体长期保持战略优势。凭靠哥伦布一代伟大的航海家们的地理大发现，西欧民族通过航行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连接起来，才解除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优势（《枢纽》，页64）。

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与大陆腹地的古典地理关系因此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颠倒，这一历史变化的关键在于：“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变成属地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新月形地带——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带”（《枢纽》，页68）。

因此，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一开始就说，哥伦布纪元的地理发现经历了长达四百年历史，紧随探险家或旅行者或传教士的脚步而来的，是西欧王权国家对地理新发现的“政治占取”（political appropriation）。但是，到1900年的时候，哥伦布纪元已经结束，全球地表上已经“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枢纽》，页44）。

麦金德没有细说的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占取”过程，恰恰是施米特要细说的“事实依据，包括某些具体问题”，即第三章的内容。依据这一历史事实，施米特提出了与麦金德截然不同的现代世界的历史观。麦金德的目光牢牢盯住大陆心脏地带对海属大国以及新世界的威胁——如他相信的那样，这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威胁，施米特则把目光紧紧盯住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与“新世界”即地理大发现所发现的西半球的关系。

三、什么是“全球划界思维”

倘若如此，题为“占取新世界”的第二章第一节是全书关键，随后两节不过是对第一节中的基本论点的初步展开。把握这一节也就能把握全书要义，因此值得细看。

这一节篇幅不长（大约15页），让我们首先关注标题：“最初的地球分界线”。“分界线”这个术语隐含“划分”行为，按施米特对“法”的词源学解释，“法”意味着“划分、占取、养育”。从而，“分界线”的划分意味着创立一种“大地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空间秩序。所以他说，“15、16世纪伊始的环球航行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引发的全球划分，促成了欧洲纪元的天下法——国际法的形成，而这个形成史“一直持续到20世纪”（页55）。

新大陆的发现立即带来了有关占地和夺海（Land - und Seenahme）的纷争。地球的划分与结构越来越成为相邻人群与势力之间的共同话题。此时，地球的分界线需要重新设定，全球的土地需要作出新的划分与安排。（页55）

这就是欧洲纪元的开端，或者说世界历史的现代开端，当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开端。随之而来的还有历史意识和科学意识的提升，或者说随欧洲纪元的天下法的形成，欧洲产生出大量各色著述，迄今的学术思考还没有摆脱这些著述的支配。

谁都会承认，施米特所说的事实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开端。对施米特来说“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重要的不是地球表面的区域划分，而是地球空间秩序的实际内容”（页55）。可是，麦金德同样“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世界地缘的历史嬗变，为何又有问题？难道人们在政治问题上真的没法判别对错？

施米特接下来指出，欧洲纪元的欧洲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明优越论。一旦美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美国文明优越论就历史地出场了：

16到20世纪的欧洲国际法，将欧洲基督教国家视为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承担者。“欧洲标准”被认为是当时的常态标准，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世界其他板块。所谓“文明”即被等同于“欧洲文明”。在此意义上，欧洲依然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当“新世界”出现之时，欧洲的地位自然就成了“老世界”。美洲大陆的出现，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即便是古代和中世纪那些了解世界是一个球体、一直向西航行即可抵达印度的学问家和宇宙学家们也不曾料想，在欧洲和东亚之间竟还有这样一片广袤大陆的存在。（页55 - 56）

严格来讲，文明的“自我中心”论是古典文明的一般特征。施米特当然清楚，“中世纪的基督教各民族及其王侯们，都将欧洲的罗马或耶路撒冷看成世界的中心。”我们会补充说，中国古人会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中心。不同的是，欧洲的古人尽管与古代中国人一样，对世界地表上的其他古老部分并无了解，却充分了解自己的周边到处是强大而又危险的敌人，而威胁着古代中国人的强大外敌，主要来自西面和北面。

在施米特看来，1492年标志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意味着，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包括地球的中心（Mitte）到地球的年龄（Alter）”的传统概念。现在，欧洲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非欧洲的空间”，并进而夺取和占有这一新空间。施米特由此提出了自己的关键论点：

对之后几个世纪最本质和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新出现的世界并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被当作自由空间（freier Raum），即被当作可以任由欧洲去征服和扩张的无主土地（freies Feld）。在起初的三百年间，欧洲的自我定位无疑极其强势：欧洲既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老大陆的中心。但新世界从一开始就颠覆了以往关于“中心”或“古老”这些具体概念的内涵。因为从今往后，欧洲内部列强争夺新世界的争战拉开了序幕，在这些争斗背后，新的空间秩序和新的划分格局呼之欲出。（页56）

施米特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欧洲列强争夺新大陆与欧洲公法的兴衰有什么关系。

Tratado de Tordesillas

新大陆的发现和争夺，催生了欧洲国家之间通过“友好协商”签订条约来划分占取新空间的尝试。这是欧洲国际法的开端，或者说，欧洲国际法源于平息欧洲国家之间因争夺新发现的地表空间而产生的冲突。1494年的《托尔德西利亚条约》仅仅是这种尝试的开端，在随后三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多，平息或约束战争的条约也越来越多。因此，从实践上讲，欧洲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为了限制基督教欧洲共同体内部各政治体之间的战争。但施米特强调，欧洲国际法的诞生在一开始就带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欧洲王国之间的战争因划分和占取新的世界空间而日趋激烈，“法”的本义就是“划分、占取、养育”，欧洲国际法又何以可能真正限制因划分和占取而引发的战争。

因此，施米特强调，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引发的欧洲列强争夺，催生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全球划界思维”（globales Liniendenken）：

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类空间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成为特别的一个阶段，并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与“新时代”的开场（Beginn der “Neuzeit”）而开始植根。这种思维方式，随着地图绘制和地球本身的发展，也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从global[全球]这个词语看来，这种思维已经覆盖了全部地球，包括地表和地下，其无所不包的特点已经很凸现，并基于海洋和陆地的平等并置（Gleichsetzung）。（页57）

在这里，施米特提到他在“前言”中已经提出的批判性观点：这种思维“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而不能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麦金德以地理学家著称，我们不能以为他是个自然科学家，似乎具有非政治的中性特征。事实上，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划界思维”特征：欧亚大陆腹地/新月形地带/外新月形地带。下面这句话可以说直指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要害：

地理学本身的中立性未能阻却一场政治斗争的开场，这是一场围绕地理概念而旋即上演的政治斗争。（页57）

这里出现的“中立性”一词会让我们想起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对自由主义政治学- 法学的著名批判：这种政治学-法学所标榜的“中立性”不是自欺欺人，就是一种政治欺骗。由此看来，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所思考的问题，与他在《政治的概念》中思考的问题一脉相承。

他马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有几何学和算术学垫底，似乎他谈论的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其实隐含着“急迫地划分敌我的必要性”。第二，今日地球仪上的本初子午线的定位，不是科学的中立性结果，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制海权和世界主宰权上斗争”的结果：英国人把子午线定在跨越格林威治的位置，而法国人自18世纪以来就将本初子午线定在巴黎天文台所处的位置，直到20世纪才放弃同英国人较劲，而德国的星象学年鉴“也直至1916年才屈就于格林威治子午线”。

霍布斯的例子具有理论意涵，这意味着，施米特所讨论的“全球划界思维”是个政治哲学问题。从而，《大地的法》绝非仅仅是关于国际法的法学史论著，也是政治哲学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