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超LSI开发辩护时，日本政府正确地指出了美国政府以军事和安全之名为美国工业技术的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对其高端制造业进行着大量隐性的补贴。事实上，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曼哈顿工程”在内的一系列案例，触发了战后的新技术革命。冷战使美国政府介入高端制造业的国家理由得到延续。例如，美国军方对高效率飞机制造的需求，诱发了数控机床的发明，而在麻省理工学院发明数控机床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给予了高额项目经费的支持。

美国政府补贴工业技术研发的行为与通产省组织的超LSI开发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作为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创立者与维护者，美国朝野难以像日本那样公然鼓吹产业政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只能做而不能说。因此，美国政府以科研等名义补贴与资助企业的行为，可以被称为隐性产业政策。从数控机床的案例可以看出，美国的隐性产业政策同样发挥了创造新产业的巨大作用。

以美国半导体工业来说，在1958—1959年该产业发展的关键期，美国联邦政府出于军事动机直接为产业提供的资金占到产业研发总投入的23%到25%。实际上，按照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的第一批处理器只有美国军方购买使用，军方合同资助并发展壮大了处于起步阶段的微处理器产业，并促进了配套电子仪器设备产业的发展。在当时的商业市场上，相关仪器设备价格高昂，普通消费者无力购买。

但短短几年的时间，政府部门的大量订单就大大降低了集成电路的成本。为了应对日本竞争，美国国防部拨款10多亿美元支持1983—1993年的先进计算机技术研发。而美国政府每年给予民间组织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的研发补贴多达10亿美元。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确实难以指责其它国家类似的产业政策。当然，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美国可以如此干，但其它国家照葫芦画瓢就要受到谴责而不被美国允许。表6-35为1989年美国联邦政府在产业领域的研发基金的分布。

资料来源：Kenneth Flamm: Mismanaged Trade: strategic policy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28.

1980年代初，日本对美国进行了让步，但半导体贸易争端并未平息。在日本企业自身努力以及超LSI开发等相关产业政策的帮助下，日本半导体工业在1980年代持续进步，不断侵蚀着美国企业的传统产品市场，乃至迫使英特尔等美国企业退出某些领域。在此情形下，美国半导体工业也不断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日措施。

一名哈佛商学院教授1988年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不必抱怨外国倾销，因为消费者将获益。一种例外是，如果外国公司有能力将国内企业挤出市场，然后涨价。如果本国企业重新进入该门生意的成本很高（就像重启DRAM生产那样），外国公司将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获取垄断利润……比起贸易政策破产了的信号，今天的DRAM短缺应该提醒我们，像半导体这种工业里的产品倾销，总会导致更高的价格和更难以获取，如果我们坐视国内生产商被摧毁了的话。”这一论点很符合美国半导体工业的需要，第二年该教授便受聘于英特尔公司。

直到1990年代，随着日本电子工业的僵化落伍，以及美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半导体工业对日本的再度领先，美日之间的半导体争端才趋于平息。毫无疑问，上述经济学家的论调，与18世纪为英国纺织业寻求保护政策的重商主义者，以及19世纪为美国钢铁工业呼吁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18世纪的英国纺织业和19世纪的美国钢铁工业，与20世纪美国的半导体工业一样，尽管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但都属于具有成长潜力的优势产业。领先者会想要永远领先。

类似的产业就包括美国的飞机制造业。当空客公司还只是刚刚起步时，波音公司已经预感到威胁，迫不及待想要把这一竞争对手扼杀在萌芽中。波音公司取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而美国政府用来打击空客公司的工具，就是禁止使用产业政策的自由贸易体制。于是，极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是，本来被用来抑制产业政策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先发展国家手中，成为了打击后发展国家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工具。

就在空客公司宣布赢利的1991年，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两次向关贸总协定提出控告，指控空客公司借助欧洲政府的补贴侵占美国企业的市场。为了还击，欧洲政府便抓住美国政府实施隐性产业政策扶持航空工业这一点，请了美国咨询公司阿诺德•波特公司（Arnold & Porter）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