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严鹏】

二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成为霸权国的美国，通过自我束缚长期奉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达到要求他国同样限制国家理由的目的，从而构建一个以自由贸易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从美国拒绝正式批准自己一手创建的关贸总协定开始，这个在19世纪躺在高关税壁垒背后的重商主义大国就显示出了不放弃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态度。

一旦全球经济形势出现变化，美国就考虑动用政策手段保护国内产业。于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经济，一方面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扩展与加深，一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不断掀起贸易战，马基雅维利主义一再解除束缚。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世界经济一度加速拥抱全球化，其日常生活便是在云中穿梭的各国政要、文化名流与商务精英，普遍相信“世界是平的”，政治理论家则用“历史终结论”为这种流行思潮提供看上去更加高深的哲学基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拼图进一步完整。

然而，同年的“911”事件给“历史终结论”泼了盆冷水，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提醒世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旧是一个蕴含自我矛盾的不稳定体系。2017年，美国进入公开宣扬重商主义的特朗普政权时代，在全球各地点燃了贸易战的烽火，这个大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彻底解除了束缚，世界体系进入到一个动荡不安的新时代。

从本质上说，贸易战是国家理由的产物。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贸易战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极端类型的产业政策，在部分情况下，贸易战是其发起国用来抵消别国产业政策效果的产业政策。如同限制战略物资出口是一种古老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一样，贸易战在重商主义时代亦屡见不鲜，事实上，两者又经常被结合在一起。不过，在冷战时代，美国运用这两种重商主义手段的动机存在区别。

对于苏联这一地缘政治对手，美国与之并无密切的贸易往来，限制高技术出口主要基于战略与军事考虑，并无太多经济目标。对于西欧和日本等政治盟友，美国基本上不介意技术输出，发动贸易战更多地是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尤其是响应国内相关产业选民的诉求。当然，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与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贸易关系不断深化，当美国开始采取进攻性的遏制战略时，限制高技术扩散与贸易战也就被美国政府兼而使用，同时追求战略上与经济上的目标。

考察历史，早在1950年代末，美国就开始与后来经济上的劲敌日本产生贸易摩擦。大致来说，两国最初的贸易争端都是围绕棉纺织业产生的，后来拓展到家电产业，进入1970年代开始围绕钢铁工业进行贸易谈判的攻防战，到了1979年开始出现汽车贸易摩擦，此后，机床、半导体相继成为美日贸易冲突的目标。

从基本过程看，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都是由美国挑起的，大部分时候是美国政府为了安抚国内民众尤其是相关产业的从业者而采取的措施。不同时期美日之间引发冲突的工业品的种类变化，体现了两国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消长。对于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这是日本企业和工人阶级努力奋斗的结果，而一味归咎于日本政府尤其是通产省用产业政策扭曲了市场。

1969年，日美财界人士在纽约会谈时，就有美国企业家愤然提出应取消通产省：“日本难道要等到美国赛不过的时候吗？资本自由化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但本公司在日本只能取得百分之五十的合办方式。由于通产省的原因，要想看合办的决定还要等上两年半的时间。美国没有通产省，要搞自由贸易就应该取消通产省。”

美国人的观点正误参半。诚然，在很多产业里，通产省实施了重商主义产业政策，通过限制外资竞争的方式保护了日本的产业，并通过给予补贴的方式协助日本产业提升竞争力。但是，在一些产业里，通产省并未推行明显的出于培育目的的产业政策，美国产业的衰落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棉纺织业无疑就是这样一种产业。20世纪的通产省不是19世纪的明治政府，并未将战略重心置于这一轻工业部门上。然而，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却起始于棉纺织业，这充分表明美国对于相关产业的救助只是出于安抚国内选民的需要，与美国所针对的国家是否真的实施了产业政策并无关系。

美国工人无法承受自由贸易导致的产业衰退，美国政客无法忽视工人手中的选票。因此，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救助国内的纺织、钢铁、汽车等产业，采取了一系列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视为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