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逆流：中俄关系的“求同”

区别于“存异论”的说法，主张“求同论”的一些西方学者更多地强调中俄两国的内外“求同”：对内，两国都深刻地意识到彼此注定是邻居，因此选择强化内生合作，补足短板；对外，两国顶住美西方的压力，协调处理双方之间的问题，避免被第三方利用。

1. 中俄倾向于协调处理好双方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避免被第三方利用。谢尔盖·拉琴科从中俄/中苏交往的历史出发，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和有益实践，强调双方形成的管理分歧和差异的调节能力。他认为这种调节能力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基于中俄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无论是在冷战中，还是在当下大国竞争、地缘危机的背景之下，“中俄之间的摩擦很可能会被第三方利用”，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两国的全球利益；其次，中俄两个大国是地缘上“注定的邻居”，即便不考虑两国间虽不甚完美但依然可观的经贸成果，两国能够避免敌意和相互威胁已经能极大地减轻两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成本。这两方面的成本收益考量其实足以超越两国间大多数现有分歧。[65]

丹麦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丹麦皇家防务学院副教授莉赛洛特·奥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也从中苏关系带给中国的历史记忆出发，认为冷战历史遗产和当代军事联盟的负面事例让中国对“联盟陷阱”充满警惕，特别是在中俄关系中，倾向于发展灵活、开放的伙伴关系，既避免了陷入彼此各自的地缘安全议程，又不将自己的伙伴关系完全押注在对方身上。[66]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8日，王毅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并声称：中俄合作不受第三方干扰 更不被第三方左右（图片来源：中国外交部）

2. 来自霸权国的直接安全威胁也构成中俄顶住巨大外部压力、强化“背靠背”战略协作的动力。美国顶尖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中俄关系的重磅报告中提出了一种“相对实力理论”，即综合衡量中美俄三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能力，将其与攻击能力和意图两个因素构成的“威胁感”结合在同一个模型内，指出由于力量平衡的趋势以及美国持续对中俄表现出侵略性意图的政策，中俄关系加强的趋势短期内不可阻挡。[67]

旅华德国学者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认为，中俄应对相似国内安全风险的需要推进了政策合作，构成双边关系的持久增长点。他采用“全方位平衡”理论分析中俄关系趋近的动力，认为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的均势需要与国内政治中的政权安全考虑，共同推动了中俄关系的走近。[68]史蒂芬·哈德利也提到，从短期来看，中俄关系之所以走近，是因为美国严重威胁了两国的国内安全。[69]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西方工作或经常发表英文文章的俄罗斯学者也倾向于强调中俄自身发展优势、两国深化合作的内生动力，认为中俄应借此调整和推进双边关系。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认为，虽然中俄双方在部分国家利益、愿望和优先事项上存在重叠，但这种重叠还没有形成互补发展的内生需求。为此，俄罗斯应该努力推进改革和现代化，提高本国的社会经济水平，释放俄罗斯社会的创造潜力。在危机和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将困境转化为加速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指望中国提供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帮助。[70]

四、国际危机与西方中俄关系认知的转换前景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危机”也意味着危险与机遇的共存。回顾国际关系史，多数情况下，不同程度的国际危机，是构成新旧国际秩序更替、国际格局演变、大国关系调整的巨大推动力。这一逻辑在中俄关系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演绎和实践。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在的自然演进过程。

一方面，从过去三十余年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之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在一系列国际危机的推动之下、或至少是在其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对21世纪初恐怖主义袭击的集体预感、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以及当下依然愈演愈烈的乌克兰危机，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中俄两国持续接近，并不断强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在重大国际危机背景下，中国倾向于将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一种整体现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独立因素。[71]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交往表明，两国关系再次经受住了这场巨大危机的新考验。中俄两国继续保持着从元首到事务部门的常态化互动，双方依然高度评价两国关系。2022年3月7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两会期间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编辑提问时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72]2022年7月7日，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在印尼巴厘岛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再次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排除干扰，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进各领域合作，展现出两国关系的强大韧性和战略定力。[73]2023年3月，正值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俄两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将俄罗斯作为新任期出访首站。这绝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政治决断，传递出的明确信号是：全球变局大背景下必须坚持深化中俄关系不动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普京总统时所指出的，中俄互为彼此最大邻国，同俄罗斯巩固和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符合历史逻辑，是中方的战略抉择，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74]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分别发表署名文章，不约而同地将中俄战略协作称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流砥柱”。迄今，中俄两国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仍在有序推进，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同比增长29.3%。2023年前11月中俄贸易额为218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6.7%，提前实现了两国领导人设立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75]中俄在区域互联互通上的合作不断深化，在其他全球热点事务上依然保持紧密的战略协作。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3日，普京举行年度编辑会 盛赞中俄关系为“史无前例”（图片来源：IC photo）

基于发展双边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观和客观需求，以及两国不断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丰富实践，是否可以认为乌克兰危机能够构成西方对中俄关系认知结构转换的巨大推动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认知结构及其转换作一阐释。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认知结构的转换性”[76]，是指人类认知系统具有自我调整和适应性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和环境条件，调整自身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的变化和需求。无论主权国家及其构成的国际体系多么复杂难料，归根结底都是由人构成的，研究分析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工具也都可以归结为人的认知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认知结构转换的规律。具体到中俄关系而言，逻辑上，当下西方学界的认知可以总结为两种层面的转换路径：一种是宏观层面的纵向转换，也即“主流”与“逆流”之间的转换；另一种是微观层面的横向转换，也即脆弱性与坚韧性、结盟与去等级化、存异与求同三者之间的相互转换。

理论上而言，这两种层面的转换在国际危机的驱动下还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场景组合，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下，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77]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关于中俄关系认知的“逆流”也确实存在转变成新“主流”的可能性，也即主张以强韧性、去等级化、求同为内核，构成新型中俄关系的显著特征，而不是刻意宣扬两国关系的脆弱性、结盟、存异，并进一步将其固化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思维定式。

但考虑到乌克兰危机的发生恰逢全球转型的不确定性进入新阶段，[78]也即过去的国际体系逐渐坍塌，而新的体系，即使是抽象的“多极体系”，也没有构建起来，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想象也不甚清晰，使得世界发展变得越发复杂。在“缺少透明游戏规则和国际体系构建共同原则的背景下，各方之间的冲突、矛盾会越来越多，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趋势”[79]将会更加强化。而“旧世界已然老去，新世界尚未最终形成”，[80]这既意味着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换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意味着包括“主流”与“逆流”在内的不同转换路径之间的曲折复杂进程。

虽然西方关于中俄关系的那些所谓“主流”，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言，可能已经与具有新的生命力、代表未来发展趋向的“逆流”相去甚远，但作为已被固化并进一步被强化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还会继续成为“‘逆流’而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