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存异与求同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三重表现，可以用“存异”与“求同”来概括。在中文语境中，“求同存异”思想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无论是《易经》中“厚德载物”、“以同而异”的论述，还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名句，都体现着这种多元包容、追求和谐的观念。“求同存异”思想在现代被中国共产党人吸收运用，其核心意指可以理解为“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这种思想在国内统一战线事业和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大放异彩，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关于“求同而不立异”、“求同而存异”的即席发言是其高光时刻。[49]

“求同存异”思想极大地塑造了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风格和策略，历久弥新。过去三十多年来，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到中俄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程中，“求同存异”思想越来越被中俄两国各界接受，构成处理两国关系的思想理念基础，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这个成语放在西方语境下却是先后、主次的“颠倒割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俄都不是“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欧美式的二元社会；宗教（或民俗信仰）在长时期中依附于或合作于世俗权力，与欧美大不相同；百年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又使得中俄两国有着与欧美并不相同的结构禀赋与精神遗产。[50]这些客观性差异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被西方进一步凸显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尤其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除了滥施霸凌，还着重以“民主与专制”叙事划分世界，于是，中俄关系的“求同”就越来越多地被固化为“逆流”。

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图为周总理于万隆会议（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一）主流：中俄关系的“存异”

乌克兰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在外交政策、地区合作、社会文化方面的诸多“差异”，并且以此判定两国关系陷入危机或分道扬镳的必然性。

在外交政策层面，西方学者聚焦中俄在国际舞台上行事风格和策略重心的显著差异。

有的西方学者着眼于中俄两国在面对世界变局时总体战略的差异。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荣休教授傅若诗（Rosemary Foot）认为，中俄同时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但两国处理冲突的方法不同，俄罗斯倾向于对抗性（兼有软硬手段），而中国更愿意避免危机或在危机出现时加以管控，这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中俄关系疏远。[51]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史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也总结说，当前世界秩序处在转折点，中国此刻更希望平静，而俄罗斯希望制造混乱。[52]

也有西方学者聚焦中俄在具体议题上的策略分歧。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教授史黛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认为，中俄在全球秩序层面拥有对抗美国的共同目标，但在策略工具的选择上存在分歧，中国更愿意通过经济影响力解决问题；相反，俄罗斯诉诸武力的做法不但在观念上与中国不同，还可能在实质上削弱中国的经济工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太问题高级编辑林赛·梅斯兰（Lindsay Maizland）同样观察到，不同于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负面和破坏性主张，中国从当前的国际秩序中获益匪浅，主要寻求改革而非取代，以更好地满足自身利益；同时，中俄国力发展和经济影响力的不同轨迹，也导致中国政府内部一些人始终将俄罗斯视为拖后腿的伙伴；此外，中国也极力避免如俄罗斯一样对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采取完全挑衅性的主张，更多采取谨慎和目光长远的态度。[53]

还有学者关注到中俄外交视野和行动维度的差别。塞缪尔·查拉普在乌克兰危机前就提到，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维化和全球化，而不是仅将俄罗斯作为政策重心。[54]哈尔·布兰兹也指出，由于中国的国力优势，中国追求陆地和海洋的复合权力，而俄罗斯局限于恢复在东欧和中亚的主导地位。[55]

在地区合作层面，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在处理地区问题和强化功能性合作方面的差异乃至分歧。

首先，中俄在两国周边地区各自开展经济、外交或安全行动时，特别是在与被另一方看重的第三方互动时容易诱发分歧。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强调了中国对北极地区增长的兴趣、在中亚日渐形成的经济主导地位令俄罗斯感到不满；在中印领土争端背景下，俄罗斯依然保持与印度密切的军贸和安全合作也有悖中国的利益。[56]史黛西·戈达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还强调了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越南也是俄罗斯军火的重要消费者；这些分歧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使中俄关系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57]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撰稿人和《中俄报告》编辑约瑟夫·韦伯斯特（Joseph Webster）、大西洋理事会欧洲能源安全助理主任帕迪·瑞安（Paddy Ryan）着眼中俄在中亚能源问题上的分歧，指出俄罗斯在冲突爆发以来两次阻止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这不仅损害了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重大经济利益，也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更进一步讲，这一分歧突显出中国其实在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流动上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明显。[58]安德烈娅·肯德尔-泰勒等人也将中亚和北极这些俄罗斯的“腹地”视为中俄区域合作的关键分歧点，并且将其与中俄防务安全合作中存在的历史上的不信任、文化上的不可调和与日益增长的不对称性相关联，认为如果不是对抗美国的共同意愿，中俄在这些地区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将难以为继。他们还进一步提出美国应该利用这些分歧并区别对待中俄，限制两国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展示与美国和西方合作的可取之处和优势。[59]

除传统的经贸、能源和安全这些领域外，中俄网络空间合作也愈发受到西方学者关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新兴技术和国家安全研究项目负责人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认为，虽然中俄都基于防范风险考虑推动“网络主权”的理念，对境外信息加以严格管控，反对美国的网络议程，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加强合作和协调，但中俄在网络领域不仅缺乏实质合作，而且仍然彼此保持着戒备和警惕，不太可能分享攻击性的网络能力，也没有在网络防御上达成显著共识。中俄之间在高性能芯片、5G通信等技术上的差距也可能导致长期的紧张和不信任。[60]

在社会文化层面，中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持续凸显的同时，两国国内当代政治文化的差异也愈发不容忽视。在历史遗留问题方面，中俄关系中许多负面的历史遗产依然被一些西方学者关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国家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R. Smith）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特雷西·法伦（Tracey Fallon）将深植于文化和历史中的国家间友好关系称作“真诚的国际友谊”，这类友谊能够显著增加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他们的研究认为，虽然俄罗斯是最接近获得中国真诚友谊的对象国之一，但中俄关系的历史负面遗产、近期“文明转向”可能导致的排他性、以及两国现实权力关系的失衡，都将成为限制因素。[61]

文化方面，在2022年6月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起的中俄关系专家调研中，有学者指出文化路径的差异意味着中俄很难真正走近。虽然西方将中俄的政治体制与其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对立，但俄罗斯基本上属于欧洲文化，目前正在经历“欧亚化”畸变。但俄罗斯迟早会回归欧洲的共同命运，其意识形态中的反西方主义将被抛弃。与此相反，中国是真正的亚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正在努力为跻身21世纪的超级大国而进行全球扩张。[6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威廉·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认为，中俄关系中的中国“统一战线”理念、中俄各自的全球秩序模式和两国民族复兴叙事三类观念性因素，在中短期内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但是这三类因素内部存在明显张力，在双边关系层面可能隐藏着放大中俄文化乃至文明差异的风险，在全球层面也不足以支撑起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观念。[63]

但也有学者强调，在所有影响中俄关系的观念性因素中，具体的国内政治文化才是决定性因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米哈伊尔·特罗伊茨基（Mikhail Troitskiy）认为，中俄两国的文明或文化差异并非限制两国务实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俄罗斯官僚体系的陈腐作风和恶劣的营商环境才是症结所在。他认为，只有俄罗斯改变保守和过度“安全化”的政治文化，推进社会生活的法治和多元化，才能激发中俄之间巨大的经济交往潜力；中俄在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经济往来的增加只是一种“次优状态”，只有出现可喜的政治过渡，才能真正实现中俄健康蓬勃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对美国及其盟友也是有利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