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逆流：危机考验与中俄关系的强韧性

与多数西方学者强调中俄关系脆弱性的“主论调”不同的是，还有一些专家观察到，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强韧性”愈发凸显，尤其关注两国关系面对危机的抗打击能力和走出逆境的恢复能力。

一方面，从内部视角理解中俄关系的强韧性，将其与两国战略和政策习惯的灵活、弹性或模糊相关联。

谢尔盖·拉琴科以保持战略自主和政策灵活性诠释中俄关系的韧性，他认为，中俄两国更倾向于保持各自的战略自主性，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对方牺牲其核心利益，这种灵活性使得目前的中俄关系比任何军事联盟都更持久。在地区事务中，两国在利益重叠的地方（如中亚）能够保持一致，同时在利益不重叠的地方（如乌克兰或南海）保持距离。 [16]

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威什尼克（Elizabeth Wishnick）则将中俄关系“无上限”的提法视为一种具有威慑作用的模糊性策略，能够给予两国政策更多灵活的操作空间。她还认为，中俄对于政权安全等国内问题的共同关注，也有助于在分歧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中俄伙伴关系依然保持韧性。[17]

此外，乌娜·贝尔津娜-切伦科娃和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咨询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员蒂姆·吕利格（Tim Rühlig）从中国对外政策的“底线思维”出发，认为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国仍在外交和经济上给予俄罗斯有限支持，此举仅是为了避免俄罗斯因陷入内乱和分裂而向中国外溢风险，中国对俄罗斯国内风险因素的担忧超过了对东欧地缘政治危机的关切，因而愿意更加灵活地处理中俄关系。[18]

列车穿过中俄口岸驶入满洲里国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从外部视角理解中俄关系的强韧性，将其与西方竞争，尤其是应对美国的打压所采取的灵活应对策略相关联。

瑞典国防研究局亚洲和中东项目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韦达赫·熊（Christopher Weidacher Hsiung）从观念建构的视角指出，中俄关系的坚韧性来自美西方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的不断加剧。这种对共同威胁的认知塑造了中俄的联合倾向，使得两国往往会克服潜在的摩擦因素，增强两国关系的抗风险能力。[19]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主席、布什政府高级外交顾问保罗·桑德斯（Paul Saunders）认为，中俄关系立足于互不侵犯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共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极大地释放了两国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使双方可以专注于其他重要战略方向，因此双边关系能够在外部压力乃至危机下保持稳定。[20]

甚至在西方政策研究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俄关系“有限论”的主要代表之一的澳大利亚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波波·罗（Bobo Lo）也撰文指出，中俄面对与西方的竞争，彼此成为无可替代的最可靠伙伴，双边关系因此具有显著的韧性，西方国家的分化策略和捆绑打压只能让中俄越走越近；为此，他建议西方应关注提升自身竞争力，在国内政治议程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继续发挥软实力优势和价值观吸引力。[21]

二、结盟与去等级化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二重表现，可以用“结盟”与“去等级化”来概括。结盟（或联盟）是国际关系最古老的话题之一，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集合他们的国力，以增进安全而建立的一种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关系。”[22]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对结盟（或联盟）含义的理解也与时俱进，比如，乌克兰危机后的2023年5月，美国著名战略家亨利·基辛格在其百岁生日前与《经济学人》编辑的对话中谈道：“我们的联盟概念不是19世纪的‘联盟’。我们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思想平等、美国贡献巨大的体系，但绝不是完全平等的体系。”[23]很显然，基辛格对联盟的理解区别于19世纪的均势，强调实力优先与等级差异。实际上，西方学界还在争论联盟（alliance）与结盟（alignment）的不同内涵。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悉尼大学国际安全高级讲师托马斯·威尔金斯（Thomas S.Wilkins）指出，目前在关于联盟/结盟的大量文献中存在重大缺陷。他认为，“联盟”这个词通常是本能的和不加反思的使用，而事实上“结盟”一词是一个更好、更准确的描述词，他认为当代世界安全环境的特点是多种形式的“结盟”，而不仅仅是联盟。此外，他还认为“安全共同体”和“战略伙伴关系”等概念与传统的“联盟”模式截然不同，主张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结盟”概念进行再分类，呼吁改变对“结盟”和“联盟”的定义和概念化的思考，以使学科工作向当代国际政治中正在发生的范式转变。[24]

与结盟相对立的另外一个被越来越多使用的概念是“去等级化”。其中，关于“等级”概念的讨论，可以参考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莱克（David Lake）对“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的界定，也即实力较弱的附属国通过主权让渡的形式使占据实力优势的主导国为其提供一套有价值的政治秩序。[25]换句话说，“去等级化”就是不再以实力对比来固化国家间关系，而是强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互利共赢。有中国专家也指出，20世纪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化国际秩序，21世纪的全球危机则推动国际秩序向去等级化方向转型。[26]由此可见，结盟与去等级化都反映出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其中也包括大国关系。乌克兰危机以来，面对西方政策研究中俄“结盟论”的甚嚣尘上，“去等级化论”也逐渐积蓄起对中俄关系的解释力。

（一）主流：结盟与中俄关系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俄结盟”草木皆兵，用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国安全面临的最糟糕情况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联盟”，“俄罗斯和中国一旦在地缘政治压力下成为同盟，将是西方世界的噩梦……”[27]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激活”西方政策研究界的中俄“结盟论”，且呈现出程度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是中俄是不对称联盟，且俄罗斯必定扮演“小兄弟”角色。

尤金·鲁默和理查德·索科尔斯基指出，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盟来平衡西方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认为两个“威权国家”之间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互补性，而且美国拥有的全球能力和影响力挑战了中俄关键战略方向的利益，双方相互发挥力量倍增器作用，阻止美国将精力集中在其中一方身上。[28]

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在国际上愈发孤立且对中国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因此未来的中俄关系中，中国的主导地位会逐渐增强，俄罗斯最终会扮演一个“小兄弟”的角色。美国前高级情报官、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安德烈娅·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也持同样的看法。她认为，中俄都将美国视为国际上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两国有动力加强合作，以对抗美国的影响力和制裁；虽然目前中国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不过一旦国际社会的关注度降低，中国可能会更加公开地为俄罗斯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29]美国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安杰拉·斯滕特（Angela Stent）也认为，未来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只增不减，但因两国彼此需要，俄罗斯也愿意扮演“小兄弟”的角色。[30]

2024年1月27日，中俄建交75周年，沈阳市举办俄市奇遇季集市（图片来源：IC photo）

二是中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美国霸权的未正式宣布的“联盟”。

多数西方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目前是基于对抗美国的共同战略，而不是基于真正的友谊或价值观。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与美国领导的“集体西方”之间的对抗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两国自身发展需求所决定。[31]也有部分西方学者从结盟的动因和形式出发，认为中俄结盟是基于对抗美国这一共同对手和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这一相同战略目标所做出的符合两国利益的选择。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俄罗斯事务”项目首任主任西蒙·萨拉吉安（Simon Saradzhyan）指出，中俄处于事实上的互不侵犯条约中，但并未达到相互提供安全支持的联盟标准，只要中俄都有能力在各自方向单独威慑美国及其盟友，两国就不会走向正式结盟。[32]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高级讲师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也强调，中俄结盟是对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同时恶化的自然反应，很大程度上受国际体系因素驱动，两国都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可以提高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可以抵御西方的干涉和制裁。[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