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李强同志的主旨演讲提到了“完善产权保护”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保护产权”十分关键，契约遵守也很重要。冷战时期，苏联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便和美国签订了购买小麦的合同，而且是长期协议。苏联出兵阿富汗时，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全面制裁。即便如此，美国还是保证了对苏粮食贸易协定的执行，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粮食和人道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俄罗斯变成了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人口和土地都大致没变的情况下，从粮食进口国转变成出口国，这说明体制机制很重要。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数字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事实上，数字技术无形中扩大了市场。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一些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场，无法形成供给。得益于数字技术，这些资源的潜能被快速、全面地调动起来了。例如，以前出差往往会选择入住当地有名气的大型酒店，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出差可以选择入住家庭旅馆或其他有自己特色的小规模酒店，较低的搜寻成本，将它们具备的价格、安全、服务和位置优势更充分地呈现了出来，这也使得越来越多原本闲置的社会资源投入到酒店业之中。数字技术把以前可能根本进不了市场的资源调动起来，扩大了市场规模，随之而来的是分工更加专业化。如果没有数字旅店平台，可能需要对大型酒店为主体的旅店业投资1万亿美元。而现在，这1万亿美元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到其他方面，产生更高的配置效应，整个行业也会变得更加绿色环保。

此外，数字技术还能增加普惠性。在一些行业，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做广告并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小商小贩、小家庭作坊的产品无法进入市场。例如香水行业，主流产品都是大品牌香水，而且价格非常高。因为香水是一个广告密集型产品，广告费占整个销售价格的45%左右，小品牌负担不起广告成本，所以只有大品牌才能生存下去。服装业此前与香水行业类似，大品牌赢者通吃的现象比较明显。即使是非奢侈品女装也具有较强品牌效应，比如Zara等就是被市场认可的畅销品牌之一。近年，中国南京有几个青年人创立了一个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主要经营女装。其专门针对海外市场每天推出几十款女装，品类多、更新快、质量优、价格低，受到国外年轻人的欢迎，直接挑战了Zara的门店业务。这就是数字技术产生的可及性和普惠性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在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国家关心的是安全，平台企业关心的是利润，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关心的是便利度，民众或消费者关心的是个人隐私。不同集团的诉求可能会阻碍统一规则的达成。目前，数字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规则。没有规则，贸易和投资都会受到影响。

三、短时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对俄制裁的影响

当前短时期的变量主要是大国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力量和关系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首先，必须重视中美关系。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这里面存在两个变量，一个是崛起，一个是恐慌。目前国际形势中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许多重要事件，背后都是大国博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各国在追求效率、利润的全球化，而当前各国考虑的因素则更多、更复杂。国家的战略目标可能不仅是自身福利的改进，还包括打压竞争对手的一面。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文章便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分析了这种变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抛弃或者否定了纯粹的李嘉图模型的核心论点，即贸易促进双方福利的改进。一旦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开放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持久的损害。

就中美关系而言，很大程度是GDP规模的相对变化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虽然GDP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但是与其他指标相比，还是最能够系统、综合、可比地反映一国力量的长期变化态势的指标。1980年中国GDP与美国GDP之比不到7%，到2010年变成了40%，2015年上升至60%，2020年进一步上升至70%，2021年更是达到了77%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代，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美国是1万美元左右。现在，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左右，美国是6.8万美元。双方的人均GDP原来相差1万美元，现在相差将近6万美元，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但从中国占美国比重来看仍然显著提升。美国忌惮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积累的体量。

除了力量对比接近的压力以外，美国焦虑更深层的逻辑还在于资源占有或分配的压力。大约30年前，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对中国赶超美国的后果进行了估算，一个结论是，如果中国人平均物质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1/2，当时条件下，至少需要2—2.5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在一次采访中，中国记者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提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施密特思考片刻后说，这意味着西方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中国人如果想要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资源，结果要么是西方减少消费，要么是以更高的价格水平消费。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在2010年的电视访谈中说：“你知道，如果你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我认为他们会立即承认，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地球无法承受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明白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关于新模式的决定，这种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将使他们能够追求他们正在追求的经济增长，同时，处理这些环境后果。”这里面流露了他对中国的发展会威胁整个西方福利的担忧。

丹麦前国务秘书、外交部官员约恩·厄尔斯特伦·默勒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和西方矛盾冲突的文章，提及了中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但他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北京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威胁，而是威胁到了一种观点，即西方有权控制全球财富，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源，无视他人的需求并且持续肆无忌惮地制造污染”，“中国现在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全球蛋糕，也是因为北京拒绝大方接受西方分配给它的角色”。中美大国博弈看上去是在国际规则确立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底层逻辑还是对资源的争夺。

图自美媒

另一项重要的短期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际制裁。国际制裁是由特定行为体，通过让其他行为体遭受损失来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是非暴力的、非合作的、惩罚性的、警示性的。一是使目标国服从、按照制裁国的偏好行动；二是颠覆、实现罢免目标国领导人或者推翻其政权的目的。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目标至今依旧不明确。基辛格提醒美国需要明确相应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服从还是要颠覆俄罗斯政权？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公开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推翻普京的统治。除此之外，美国的制裁可能还有警示的作用，即在国际上发出信号，警告其他国家自我约束。不仅如此，制裁俄罗斯还有想要实现的国内目标，即服务于国内的党派之争。拜登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帮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

制裁种类可以按声誉、价格、数量、人员、金融、规则、网络和盟友等不同方式分为八种。一是从名制裁，即制裁方以违反规范为由对被制裁方发起制裁。从名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声誉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规范性权力令被制裁方声誉受损并由此承受经济或政治损失，包括点名和羞辱（name and shame）、在指标体系中降低排名、污名化、列入“黑名单”等等。

二是从价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提高或降低商品、服务或货币的相对价格，使被制裁方遭受损失。从价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价格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价格变得不利于被制裁方，包括提高关税、汇率操纵、倾销和反倾销、取消最惠国待遇等。

三是从量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数量上完全禁止或部分限制，使被制裁方受损。从量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数量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数量变得不利于被制裁方，包括禁运、抵制进口、减少或取消配额、拒绝发放许可证、减少或取消援助或贷款等。

四是从员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发起制裁。从员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遭受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综合运用规范、金融、网络等权力进行甄别和追查并实施精准打击。从员制裁通常指向被制裁方的政权成员和其支持集团，目的是使核心人员的经济地位遭受重创，进而迫使其服从制裁方诉求。具体举措包括驱逐外交官、召回大使、冻结个人资产、禁止金融服务、限制或取消签证、旅行限制等。

五是从金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资产、账户或资金流动发起制裁。从金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金融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利用金融性权力限制或禁止被制裁方的货币流动和交易，包括冻结被制裁方的资产和账户、没收或强行出售资产、限制或拒绝进入清算体系、禁止第三方金融机构与被制裁方进行金融交易、禁止融资等。

六是从规制裁，即制裁方通过确定和执行规则来限制或改变被制裁方的对外政策和行为。从规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规则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运用制度性权力来规锁和遏制被制裁方，包括实施国内法外延和长臂管辖、区域非中性规则、多边非中性规则等。

七是从网制裁，即限制或切断互联网接入、逐出网络支付系统。从网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网络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运用网络性权力来管辖被制裁方，主要包括断网、关停GPS导航系统、拒绝提供即时信息通信服务、踢出SWIFT国际结算体系等。

八是从盟制裁，即制裁方拉拢、说服或威慑第三方以形成统一的制裁联盟。从盟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系统性排斥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通过规范性、制度性、金融性和器物性权力将被制裁方踢出圈子，具体包括确立全面的排他性平行体系、在特定领域或部门确立有选择的排他性平行体系等。

2022年9月，俄罗斯称西方国家已对其实施了约1.1万项各种限制，本来预计这些制裁可能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经济2022年第二季度按年化率计算萎缩了21.8%，而2022年全年预计仅萎缩3.4%，比预期的要低。其2023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进一步将俄罗斯2022年经济萎缩的预计幅度下调至2.2%，甚至预计其2023年将由上次预计的萎缩2.3%转为0.3%的增长。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2023年2月的数据，2022年俄罗斯经济实际萎缩2.1%。美国对俄制裁效果低于预期有两个原因：一是俄罗斯国有部门的产出占整个GDP的60%以上，政府的抗压能力较强；二是俄罗斯在能源和粮食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较强。

现阶段，粮食危机、粮食安全也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比较重要的短期“事件”。从生产角度来讲，全球粮食整体上并不存在不足或短缺问题。二战后，农产品生产的增长率一直高于人口的增长率。问题主要出在结构或分配上。例如，乌克兰是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一些国家高度依赖自乌克兰的小麦进口，但乌克兰危机使这部分粮食贸易受到了影响。再如，全球三分之一的粮食被用于非食用工业领域，如生产酒精、燃料、饲料等，这些领域对粮食用地及生产的过度占用，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影响粮食安全。此外，美国ADM、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以及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等所谓“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球70%的粮食市场交易，它们炒作粮食价格从中牟利的行为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