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宇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其中，历史的分析对理解国际形势非常重要。大局观强调的是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则一定要将自身与当今国际形势相联系，理解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21个文明。在不同地区出现过的众多文明中，有的出现较早，有的出现较晚，其中很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消亡了。在研究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败之后，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型。基本结论是，文明总是遇到挑战，如果成功应对挑战并在应对挑战过程中有创新和发展，这个文明就能繁荣昌盛；如果被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挑战击垮，这个文明就会衰亡。还有的文明将全部能量用于应对挑战，虽然没有被击垮，但是同时它已经没有额外的力量去发展自己，文明因此而停滞。以中华文明为例，为什么会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因为长江流域自然条件要比黄河流域好很多，在那里，人类的生存要比在黄河流域容易，不会遭遇强烈的挑战。而要想在黄河流域生存，则必须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此中华文明才在那里发展兴盛起来。

修昔底德认为，历史的意义主要是揭示人性。事物易变，但人性是不变的。目前，虽然人类经历的事情，享受的物质财富以及生活水平与几千年以前完全不同，但是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首先，长时段跨度大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时段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要素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这些一经形成，几百年都不易改变。就人类个体来讲，对长时段要素可以发挥或实施影响的主动性很小，一些学派或教派将其归于“宿命”。这个时段尺度下的要素变化缓慢，对历史进程则产生深刻影响。其次，中时段涉及的时间跨度从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不等，影响历史的变量包括人口、产出、工资水平、价格、技术、制度等，一般是几十年中会表现出变化。最后，短时段指的是影响的时间跨度比中时段更小的时间序列上的事件，包括革命、条约、地震等。人们在经历它时，觉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但是从历史学家的大尺度或超大尺度去回溯，大多数事件的影响转瞬即逝。

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间尺度中关键因素的叠加。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已经变成十分紧迫的问题。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革新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大。短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的反应。三个时段中的关键变量集中在一起同时发生，推动人类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长时段的气候变化问题

在长时段尺度下，当前人类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气候方面。托比·奥德在《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前人类的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某段历史进程，但是1945年人类有了核武器，便拥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类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另外一个是工程化病原体，即人工制造病原体，再则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并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系统，它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中自我学习，掌控人类的资源、隐私，最后可能获得支配性权力。奥德指出，这些风险的叠加，导致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的概率达到了六分之一。

在这几个风险中，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且紧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这份报告用自然科学的大量数据论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出现的各种极端气候如酷热、洪水、山火等，将成为未来30年的常态。2022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洪等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并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灾难，它们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即使人类马上采取行动，大幅度减排，未来30年全球总升温也有可能达到1.5摄氏度。而根据原有的推断，21世纪内全球总升温是不大可能达到1.5摄氏度这一指标的。

联合国气候大会/资料图来自半岛电视台

2021年，1.4万名科学家在美国《生物科学》月刊上联署发表文章，讨论了地球的过度开发问题。这些科学家设立了31项“生命体征”来“诊断”地球的“健康”程度，里面涉及森林砍伐、温室气体排放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31项指标里面，有18项已经突破了“红线”，这表明地球岌岌可危。2022年10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也显示，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了69%，这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

2022年9月20日，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发布了《2022年突破性议程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净零目标的实现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要想做到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越来越难。除了大幅度减排，减少化石燃料使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浪费问题。据统计，食物浪费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重的11%，几乎与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的12%一样。因此，节约粮食不仅仅是节约支出问题，而且还关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涉及统计指标问题。目前，大家依旧将人类生存品质与人均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相关联。但事实上，这个指标是存在问题的。十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现这个指标会阻碍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内的、由众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制定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WI）。

这个指数和GDP有很大区别。首先，GDP是流量概念，指人类在一年的时间内新创造的财富，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增量。然而GDP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IWI则更加关注存量，通过综合分析一国的福祉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衡量国家财富。其次，IWI的内容更加丰富，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三个方面。在人力资本方面，既涉及人的数量，又涉及人的质量。人的质量不仅与受教育水平有关，还与人的健康状况有关。

健康等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标非常重要。眼镜的发明曾经被评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主要是因为没有发明眼镜时，老师傅视力的下降会影响其制作仪器的精密程度，导致真正有效工作的时间缩短，急剧降低了劳动效率。但是有了眼镜以后，熟练师傅的工作时间会大大延长，从而优化了人力资本。与一个受过教育但有效服务时间只有20年的人相比，更健康的人的有效服务时间可以达到30年甚至40年，后者构成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升。这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内容，在GDP里面是难以充分反映出来的。

在生产资本中，除了机器设备、厂房，IWI还包括基础设施，这部分非常关键。环境、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地表生态和地底资源等自然资本也是GDP基本没有涉及的。虽然IWI很难计算，但是在2014年和2018年上述团队发表了两份报告。总之，IWI指标更加契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特别是自然资本已经将绿水青山因素考虑在内了。一旦大家接受了这个指标，就不会一味追求GDP的增长了。而根据现行主流统计标准，造军械、炮弹、导弹、原子弹等都计入了GDP，但这部分GDP实际上发挥作用时，其功能是毁灭其他一部分GDP。

二、中时段的人口问题和技术进步

在中时段的主要变量中，首先是人口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口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等。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育率。据统计，日本2021年总和生育率是1.28，欧盟是1.5，韩国则是0.8。对于一个国家而言，2.1的总和生育率是临界值，即当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不低于2.1个孩子时，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才不会缩小。中国202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18，估计2022年会低于1。与此相对，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例如非洲。非洲现在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像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是7.46，马里是7.42，索马里为6.76。中东地区的生育率也特别高。

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呈现出人口爆炸和人口老龄化并行的趋势。在人口爆炸的国家或地区，人口中位年龄非常年轻。例如，中东地区的埃及24.1岁，叙利亚23.5岁，伊拉克21.2岁。非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更低，喀麦隆和索马里18.5岁，苏丹18.3岁，赞比亚16.9岁，安哥拉15.9岁，全球最低的是尼日尔，只有14.8岁。亚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也较低，如菲律宾24.1岁，巴基斯坦22岁。而中国、日本等国的中位年龄就偏高。中国是38.4岁。日本是48.6岁，仅次于摩纳哥的55.4岁而居全球第二。

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涉及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构成人力资本的人口减少，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同时社保、医保等相关财政支出还会上升，这将加大财政赤字的压力。不仅如此，老龄化对国家政治行为也有系统性影响。老年人的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虽不如青年人，但是政治参与度明显高于青年人。例如，统计显示，日本2021年10月举行的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中，20—29岁青年人投票率为36.5%，60—69岁老人投票率为71.4%，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上老年人更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福利，这一群体更容易影响选举结果。在1970年的英国，只需根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就可大致判断出他会投票给哪个党，这个规律在现在已经失效了。目前，主要是根据年龄判断其所支持的政党。1946年后出生的人口大量进入老龄化阶段，他们不断推动法律保障自己的老年福利，取得的成果是英国在2010年出台了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即保证英国国家养老金增长率提升至通胀水平、工资上涨速度、2.5%这三个数值中的最高值。老年福利成为政党讨好选民获取政权的重要政策选项。

图自金十数据

另一方面，老龄化人口结构导致一些国家被迫考虑通过放开移民限制来补充青年人口。然而，扩大移民也可能带来大量新的社会问题。默克尔执政期间遭人非议的问题之一就是“门户开放”的难民政策。德国所接纳的百余万难民对政府财政、社会治安等造成了很大影响。意大利兄弟党的主要政见就是反对非法移民，这也是其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对移民政策一直颇为保守的日本开始放开移民，这也与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有关。根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9月发布的人口估算数据，该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9.1%。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日本人认为接纳更多外国人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族群结构也是人口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俄罗斯，2015年穆斯林人口是2000多万，占比15%。据估计，到2050—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3%。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很可能最终变成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美国也面临类似情况。1970年，美国的穆斯林只有1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1000多万人。2018年，美国新生儿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而到2024年，2岁以下的不是白人的美国人将超过一半。根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这个变化对政治、经济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出现的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关的变化，与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

其次是技术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分重视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目前，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也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这需要放在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经济的增长。其中，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平均来看每个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当有现实需求时，人类就会想办法发明创造来满足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不断进步。此外，交换或贸易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自身所需的全部产品（比如粮食和衣服）而不发生交易，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如果一国单位时间生产粮食更多，另一国单位时间生产衣服更多，就可以由粮食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专门负责生产粮食，另一国专门负责生产衣服，然后双方进行交易，两国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衣服数量总额会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时更多。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仅仅通过开放贸易也能带来单位时间产出水平的提高。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分工和专业化还可能进一步促成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更深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工和专业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市场规模。如果一个村只有3户人家，则这3户人家都必须各自包揽各种生产生活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种粮食、种棉花、织布、制造和修理农具等。如果该村有300户人家，那么就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发展出铁匠、木匠、开餐馆的、修理农具的、卖肥料的……随着各项营生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便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工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技术会在有需求时进步，进而继续推动增长。简言之，就是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

古典经济学家多崇尚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离不开执行契约和保护产权。一个主体如果从事专业化生产，比如专门负责生产粮食，而粮食的产出有时间周期，从春耕到秋收需要数月甚至半年时间，要保证粮食供需方面的稳定，就需要签订契约。一般来说，签订的契约必须得到遵守，无成本或低成本破坏契约的现象如果普遍存在就会扰乱市场预期。契约的签订、执行都需要强制性权力的保障，有机构确保契约的强制性执行才可能实现分工专业化。而交换也需要在明确界定产权、尊重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界定产权和执行契约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