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

“中国可以做很多，但它需要一些时间。”

“俄罗斯是革命者，推翻这个秩序；中国是改革者，要改革这个秩序。”

今年2月在塞尔维亚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对话，在这场国际对话中，我们向全世界阐述中国视野下的世界，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理念。在东方卫视5月1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王震，共同探讨中东欧国家面临的现状，以及中塞关系的前景。

张维为：

今年2月上旬，应塞尔维亚前外长武克·耶雷米奇的邀请，我们访问了中国在欧洲的铁杆朋友塞尔维亚，会见了不少政要，包括外交部长，也与多家智库进行了深入交流，还与当地的政界、知识界、媒体界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我们这次访问的一个高潮是2月5日晚，东道主选择在贝尔格莱德一家装饰华丽典雅的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蛇年：冲突还是和谐”的高端对话会。这场活动吸引了近200位嘉宾出席，包括塞尔维亚前总理、外交部国务秘书等政要，也包括知识界、媒体界的许多资深人士，还有多国家驻塞尔维亚的大使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等。

我们的对话持续了两个小时，耶雷米奇前外长说：“如您4年前所预测的，特朗普果真卷土重来，世界历史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时期，整个国际秩序都遭遇严峻挑战。如果我们比较中俄美三个大国，可以说俄罗斯从未真正地融入这个秩序，中国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这个秩序，而美国正在退出这个秩序。我想问一下，中国今天是怎么看这一切的？”

我说：“我认为俄罗斯是革命者，它通过一场颇有争议的特别军事行动，要推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单极秩序；中国是改革者，主要是趋利避害，既利用这个秩序的合理的一面，也力求改革这个秩序不合理的一面。而革命者与改革者的目标都是向前看，希望能够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多极世界秩序。”

我提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对我们说过一番话，他很佩服中国人能够在对手的地盘上干翻对手，他举了WTO的例子，说这是美国人创建的，而今天美国人自己想要退出WTO。至于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对这个秩序也不感兴趣了，他认为这个秩序导致美国负担过重，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所以他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正在抛弃这个秩序。但他的眼光是向后看，要重回二战前的单边主义以及重商主义的时代。

换而言之，现在革命的力量、改革的力量、抛弃的力量，三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客观上加速了多极世界的到来。但对如何建立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形成共识，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和俄国之间应该说对此有基本共识，但中俄与美国之间没有。

张维为教授与耶雷米奇教授对话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耶雷米奇问我：“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中国准备如何应付特朗普带给中国的挑战，特别是贸易战与科技战，你们是准备以牙还牙还是怎么样？”我说：“正因为我们4年前就预测到特朗普大概率会卷土重来，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现在不只是以牙还牙，而是惩罚性地反击。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我们就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关税。”

耶雷米奇说：“中国人是以深思熟虑著称的。”今年这个蛇年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说：“蛇的象征意义包括智慧和韧性，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展现出了智慧和韧性。比方说DeepSeek，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看看美国从硅谷到股市，都表现出极度的焦虑不安，仿佛从蛇年的1月份开始，什么都变了。有些人说中美已经攻守易形。我们很久以前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这也是我们判断美国必将输掉对华贸易战关税战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行事风格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人喜欢展示PPT，宣称他们将推出某些最新最好的技术和武器，而我们是直接干起来，等到成功后再做一个简单的发布，甚至不做发布。但当中国今天已经拥有了像DeepSeek、比亚迪新能源车、第六代战机、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等等这些美国还没有的高科技产品时，这意味着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我还补充说，我们公开谈论某项中国技术突破的时候，这一般也意味着我们很多的成果已经在路上了，英文叫做in the pipeline。”

主持人问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成功了。我们从苏联和南斯拉夫学习了很多东西，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我们后来目睹了南斯拉夫的解体，感到十分痛心，但我们没有气馁，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至成功。”

这次访问中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对话，《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巴尔干地区的主编斯马伊洛维奇女士对我做了一个深度专访，聊了不少我1986年访问南斯拉夫的经历。当时我陪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我们当时被震撼了，我们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五星级酒店、超级商厦、十分宽敞的居民住宅、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当时在想哪一天中国也能变得这么发达。

当然随着我们在南斯拉夫访问的深入，我们了解到南斯拉夫已经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铁托总统是1980年5月4日去世的，去世之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这没有办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结果是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更严重的是，当时南斯拉夫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遍被西方话语洗脑，天真地认为只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危机就能迎刃而解。结果是内战爆发，国家解体。

听我讲述这段经历，斯马伊洛维奇女士的眼泪几乎落了下来，她说：“你知道我们塞尔维亚人回想起这一切是多么悲伤吗？”我表示充分理解，我自己2006年实地走访过解体后的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感触万千。我当时写了这么一段话：“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主持人随后又问了一个问题：“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如何行事比较好？”我说：“从文明型国家视角来看，塞尔维亚与乌克兰一样，处于不同文明的交界地带，所以塞尔维亚选择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我说这是十分明智的。而像乌克兰这样选择成为不同文明对抗的堡垒，这是大错特错的。所以我理解和支持塞尔维亚提出的叫做‘四大支柱’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同时与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都交朋友。但我说我愿意与您分享一点中国智慧，也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和大家都交朋友，但要做到心中有数。’”

她承认这是一种智慧。接着又问我：“你提到的心中有数，心，我就必须问一个似乎关系到每个中国人内心的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中国人从来都是以战略耐心而闻名的，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的耐心现在看来似乎逐步走向终结了，是这样吗？”我说：“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我们已经耐心等待了75年多的时间了，现在统一条件正日趋成熟。从军事角度来看，统一已经触手可及。我们当然希望和平统一，但我们也明确告诉美国人，希望你们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含义就是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和平统一，那我们就以其他手段实现统一。它可以是和平的，可以是非和平的，可以是两者之间的，但统一的目标必须实现。”

主持人问我：“如果美国进行军事干预呢？”我说：“我们反复告诫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说中国有给人面子的文化，我们对美国表示应有的尊重，称其为超级大国，称其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如果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美国真的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我希望这种冲突永远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的话，我的预测是国际社会第二天就会发现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所以希望美国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