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点，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中国这个文明有个特点，自古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好处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商人和财富很少能够支配政治、操纵战争。

现代资本主义释放出了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但是一方面它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扩张，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泛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重视利用资本，同时又强调对资本的节制，是不允许资本来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更不允许为了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对外的侵略剥削和帝国主义争霸的战争。

第六点，古代中国建立了人类最早最发达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怎么样比，它都是一套更加理性化、科学化的制度，它不容易受某种狂热的或者非理性情绪的主导，它对待战争非常地谨慎。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它更是具有一种长期性的整体思维，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和理性精神，既对中国人民负责，也以理性负责的态度面对世界。

通过上面讲的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比较好地克服了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几大原因，所以我们相应地就成为历史上最勇敢但是又最温良、既尚武但是又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毛泽东主席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这么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我们的目标“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中国的战争哲学为人类实现和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值得全世界来认真研究、学习。全球战争危机频发，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在不断地火上浇油、甚至直接下场参战，要么调停乏力、公信力流失。

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主导和参与的国际制度正在努力地推动和平合作：2023年10月的“一带一路”倡议峰会，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汇聚一堂；香山论坛，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团出席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国这样一个和平的事业里面，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才是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希望。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图/新华社）

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范老师从六个维度来阐述为什么中国可以给世界带去和平的力量和希望，第一点是中国比较早地就成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像这点，对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张维为：这使我想到我们讲的为什么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这跟我们国土幅员辽阔有关系，这一点其他国家很难照搬。

比方说，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它们的主要河流都是纵向即南北向的，而我们是横向的。横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大片区域都处于同一纬度，长江也好、黄河也好，都是这样的，这使我们比其他文明拥有更大的农业区域——从青岛到甘肃都是小麦产区，从上海到成都都是水稻产区——我们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人口多，农业发达，意味着外族入侵，不容易消灭我们，不容易使我们遭受严重的挫折，而更大的可能是被我们同化，被我们吸收进来，某种意义上就是被我们的农业文明吸收进来。

我老讲“文明型国家”，如我们经常讲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几乎是我们这样的大国特有的。世界上多数国家人口不超过两千万，它们事实上只有一方，没有八方；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虽然有八方，但是这个八方没有互相支援的传统，没有这种文化，也没有这种制度安排。我们之所以讲中华文明是很现代的文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有“八方支援”的制度安排。换言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既是传统的又是十分现代的。

主持人：尤其当我们不断地讲发展创新的时候，这个就是稳定的来源，也是我们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来源。我们现在也知道不少的板块也有区域协调发展，或者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像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些借鉴的地方？

范勇鹏：我觉得何老师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很多方面是非常独特的。那么它背后的这个特殊性，其实和普遍性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些东西可能在过去是我们极特殊的一些方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普遍性。

比如农耕定居文明，它爱好和平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辛辛苦苦攒了点粮食，我不希望别人来抢——它又不像那些游猎、游盗、游牧文明，你一打我，我跑了，农耕文明跑不了——最后采取的办法就只能是我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要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这就形成了一种和平的传统，包括物质文化生产的这种长期的积累。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个历史很独特，其他地方不好复制，但其实你想想，进入现代社会，基本上国家、人口、城市都进入到了定居状态，所以中国古代的这种定居性，在今天恰恰变成了人类普遍的一个文明的特性。

主持人：对，您刚刚说到文明，我们说文明的力量之深刻、之深远，它不是割裂的，不是说我们谈文明的时候就只是在谈文明、谈硬实力的时候就只是在谈硬实力。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硬实力？是因为有文明在这里头做内核、做基底，所以当辐射和平力量和希望的时候，周边国家、更广泛的区域都能感受到。

刚才勇鹏老师在演讲当中还说到一个点，说和平跟宗教宽容很有关系。我们观察世界上很多热点地区，往往就是在宗教宽容这个问题上一直有矛盾、摩擦，有很长的历史积怨解决不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怎么来看？能借鉴到什么？

张维为：我觉得恐怕有两点。一是前面勇鹏提到，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一个文明大到一定的规模，它一定是已经内部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宗教整合，要么实现了政教分离，要么宗教变得更加容忍。

此外，你客观地看世界历史，中国和欧洲或者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差别就是宗教文化。我们的宗教文化是儒释道互补，我们的宗教包容性比西方的宗教文化要大得多；西方都是一神教的文化，就是只有一个上帝，你不信我这个上帝，你就是异教徒，所以欧洲历史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宗教战争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背后和这种传统很有关系。当然，虽然我们的宗教文化更加容忍、更加包容，但我们也强调一点，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允许宗教政治化。

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儒释道，明代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他虽然是儒学大家，我们也把他视作儒家学说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爱好就是去研究佛教和道教，最后把佛教、道教的很多理念融到他的儒学学说当中。这个就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儒释道三家是可以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