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你们这个崇尚和平的文化对世界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国这样一个和平的事业里面，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才是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希望。”

“当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人民如何在战争中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和平对于世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有能力保卫自身的和平，也可以向世界带来和平的力量和希望。在东方卫视1月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同讨论了中国给世界带去和平的希望和力量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范勇鹏：

近年来世界上很不太平。全球经济衰退，贸易战、世界性传染病、地区性危机频发，小国沦为棋子，列强纷纷入局，整个危机在螺旋上升，各国内部极端的思潮泛滥。如果按照二十世纪的“剧本”，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步入世界大战的不归路了。

当然，今天和历史也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核武器大大提高了大国之间直接开战的门槛，同时全球化的深度整合，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

但是我个人感觉，今天和一战、二战前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因素是：我们中国不同了。

首先，中国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使全球避免陷入到全面的衰退和危机。其次，中国有战略定力，继续推动合作，不拉帮结派，不搞小集团。最后，从技术因素来讲，西方过去这些年一直搞去工业化、去实向虚，也就是它们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不再能支撑它们的战争野心。1941年，罗斯福总统自诩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当时美国的工业能力确实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的综合能力就是对世界战争的关键制约因素。

因而，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前两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棋子，而是有实力影响世界格局的一个负责任大国，决不让世界再次陷入大战的悲剧。

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和平发展？

那就是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传统。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古代中国是最大的定居型农业文明；第二条，现代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古一今这两条国家特性出发，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和平传统的很多根源。

六年前，我记得有一个德国的军官代表团访华，请我去讲课，当时讲的主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演讲中我首先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发生战争的几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第二是王室和贵族发动的战争；第三是宗教战争；第四是军人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到了现代，又产生了两种新的类型：第五，是资本所驱动的战争；第六是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等极端思想所驱动的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战争的根源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

第一，我们中国很早就在自然地理和经济空间之内实现了大一统，自成一体，这就避免了我们中国内部的大量的生存竞争，消除掉了绝大多数资源性战争和王室贵族战争的根源。

同时，统一稳定也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和积累，因而，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在多数时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说白了，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讲，在大多数时间里，外边那些瓶瓶罐罐通常也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去打的。

这一点其实很让一些西方人惊奇，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你那么强大，却没有去搞扩张？为什么明朝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却没有去搞殖民？”同样的思路，今天的中国照样让一部分西方人难以理解，他会觉得“你们已经成为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技术和投资伙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你们竟然不搞扩张？”从这一点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围剿，其实不取决于中国人的意图，而是取决于中国人的实力。

第二，中国从西周以降，形成了一个很深厚的人本主义传统。

美国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他有一个理论，说：中国人是因为从周人开始，在黄土高原过上了定居生活，一代代人在同样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就产生了代际之间很强的心理联系，人和神也建立了一种亲近的关系，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文化，这点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到秦代之后，中国又逐渐消除了贵族政治，进入到平民社会，讲究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说，“人本”和“平等”这两个词是中国文化里边最核心的两个要素，这两大传统也决定了我们的战争观。

近代大学者辜鸿铭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这个“温良”，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温顺和懦弱，而是一种同情心，也就是孟子讲的恻隐之心。相反，在一个贵族传统、种姓传统、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边，的确是很难产生这种普遍的温良精神的。

第三点，我们从西周以后就是以世俗政治为主流，所以我们能够避免地中海地区两千多年的宗教战争。中国这个文明对宗教十分宽容，但是任何宗教要在中国发展，首先的一条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宽容、平等的宗教。

其实中国人这种宗教宽容，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性的未来。只要国家大到一定程度、文明久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这种宗教宽容的需求。因为大量的人口千百年在一起生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永久地、长期地忍受被歧视、被压迫、被贬低的命运，所以他们是一定要反抗的。

所以但凡统一到一定程度的大国，但凡有一点政治头脑的统治者，都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行宗教宽容。比如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曾经推行过某种宗教宽容或者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这些国家做得不彻底，它们在上升期所产生的宗教宽容根基不牢，到了衰落期往往又要靠强化宗教来维持统治，维持秩序。

第四点，我们中国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叫“文治”——自古崇尚国家控制军队，避免军人干政，或者军队用战争来绑架国家。

这一点，世界历史上多数国家也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即使到现代世界，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曾经被军人集团带入战争；美国的军队和军工集团今天仍然在绑架国家机器，一步步把国家给拖进衰落的陷阱；在今天大量的亚非拉国家中，我们看到军队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这方面，我们中国历史上做了很多探索。今天“党指挥枪”的原则，我认为是人类政军关系的最高水平，它使军队忠于人民，让军队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来绑架人民和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