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格里菲斯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文明型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崛起，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意义在哪。我在想这个现代国家制度一般沿用的是西方的定义，格里菲斯会这样问，是不是也认为其实中国的模式、制度就是提供了另一种国家制度的可能？

张维为：对，我想他是西方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之一 ，他已经察觉到西方制度的很多问题，而中国采用不同的方式做得也很成功，甚至更成功，所以他有巨大的好奇心来了解中国的制度安排。西方认为它们那个制度就是现代制度，现代制度就是政体制度，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法治等等。实际上，中国今天做的事情在很多方面是在重新界定什么叫“现代性”、什么叫“现代制度”。

比方我多次讲过的，西方所谓的多党制是部分利益党争取选票，最后票决制，结果导致社会越来越分化、分裂；中国采用的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所以我们可以长线规划，照顾到人民的整体利益等等。

三权分立也是，特别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笑话，是制度落后的代表。你看它的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这三者经常“打架”，而且关键是还有一权，不是我们讲的所谓“新闻独立”第四权，而是“Power of capital”，资本的权力，这个权力比原本的三个权力都大，笼罩在这三个权力上面。所以制度不改革的话，它一定是要走衰的。

范勇鹏：格里菲斯还算是比较理性的，他还是能看到西方自己的问题，也愿意客观地看待中国。实际上在国家构成、国家制度的问题上，西方过去的主流观念认为，自己才是代表普遍性的国家形态。

我觉得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可以分成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认为你是“异类”；第二个境界就是愿意客观地看待你，格里菲斯处在这样一个境界，不过这个境界还是有局限的，还是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问题”来看待；再往上一个境界，到了第三层次，能够看到中国这国家的产生过程其实是具有很多普遍性的。

我们拿欧洲作为一个例子，欧洲现在的这些国家如英法德，它们在过去比如中世纪都是一些小王国，这些小王国贵族权力特别大，国王的权力非常有限，国家是以一种非常松散的封建制度组合起来的。后来是通过十字军的掠夺、扩张，开启了军事和商业的竞争，这种竞争对国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具体讲有几方面：第一是集权，首先就是国王要集权、中央要集权，要打击贵族，强化王权；第二是同化，也就是内部的同化，所以它要推动民族主义；第三点就是建立官僚化、科层化、专业化的国家管理体系。

讲到这儿，大家马上都会想到，这跟我们战国时期的国家发展逻辑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史学界有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像雷海宗先生，他早在一战后就指出，当时的世界非常像中国的战国时代，那么欧洲国家它的构成形式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也是具有相似性的。

应该说按照这个逻辑发展，欧洲国家是会走向一种比较接近中国这种国家方式的道路。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是现代战争的烈度，包括科技竞争的烈度，是古代冷兵器时代没法比的，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谁都很难真正统一欧洲。

第二，存在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英国，英国它游离于大陆，在海上起到一个制衡的作用，让欧洲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成为一个死结。

第三方面是商人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这些人兴起之后就要用金钱来控制国家，所以欧洲很多国家以英国为首，陆续地走向议会制。

当然，说到议会制，还有一个跟战争直接相关的因素，就是因为当时欧洲那些小国要打仗，它们有一个战争的财源问题，需要征税，需要融资，而融资就涉及一个问题，国王他是一个自然人，是会死的，所以融资的成本和风险是成正比的。英国最早发展出了代议制、议会这种制度，议会它是一个法人，是不死的，所以它在融资问题上就有低成本的优势。这导致后来在战争的竞争过程中，很多国家都走向了“代议制”这样一种形式。

第四个跟我们不同的因素，就是在欧洲的两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美国和一个庞大的俄国、后来的苏联，所以导致欧洲的大国之梦相形见绌。

所以从这段历史来看，其实欧洲它在近代的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是和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有一定的共性的，但是它的一些特殊性导致它没能够走出这样一个阶段，结果今天停留在这种单一民族、议会制这样一个小国状态。